正月，因陝西巡撫劉蓉彈劾我偏袒附和多隆阿，對回人造反一意主撫，延誤進剿的時機，於是被奉旨革職，永不敘用——這是我第四次被革職。
聖旨到達的時候，我正率師會同固原提督雷正綰，攻克黑城子、七莊等幾處賊巢——真是莫大的諷刺啊，捷報傳到京城，奉旨撤銷永不敘用的處分，命令我帶領所部救援狄道、河州。軍隊到達六盤山時，天氣奇寒，我的哮喘病和腿傷一起發作，隻好請假回京調理，奉旨予準。
從此，我徹底地離開了大清官場，從我1829年進士及第算起，已經過去了三十六年；從1836年出任朔平知府算起，則是剛好三十年。
§§後記：糾結的時代和糾結的我
1968年，69歲的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城在瑞典文學院發表了題為《美麗的日本和我》的演講。若幹年後，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場合，川端康城的同胞大江健三郎如法炮製，題目是《曖昧的日本和我》。今天，我也學學當代人，趕一趕時髦，將這篇後記命名為《糾結的時代和糾結的我》。
先說一說糾結的時代。
按中國曆史的邏輯，大清朝沒有滅亡的道理。
在中國，一個王朝的滅亡，總是源於皇帝的失政。皇帝的失政大抵有以下幾種：一是暴，如秦二世和隋煬帝；二是昏，如漢靈帝和宋徽宗；三是弱，如漢獻帝；四是懶，如明朝的萬曆和天啟——明朝實際上就亡在這兩個人手裏。
這四種皇帝，在清朝一個都沒有。清朝十二帝中，沒有一個昏君——包括慈禧；也沒有一個暴君——除了文字獄外，也基本上沒有什麼暴政，至於勤政二字，清朝皇帝更是當之無愧。
糾結的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不是亡國之君的清朝皇帝卻做出了隻有亡國之君才能做出的事情：一是賣官鬻爵，以捐輸為典型；一是橫征暴斂，以設立厘局和鑄造大錢為典型。
我在大清官場三十年，目睹腐敗像瘟疫一樣，從下往上蔓延，從州縣官員到司道官員，再到封疆大吏，到最後大清官場隻有用兩個字來形容，這就是“魚爛”——從裏到外發出陣陣惡臭。
然而，如果僅僅是如此，大清王朝或許還不至於滅亡——中國曆朝曆代從來就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不幸的是，小農經濟的大清碰上了工業時代的外夷。
劣勢，從一開始就非常明顯：槍炮不如人，軍艦不如人，指揮不如人，生活用品不如人，生產設備不如人，社會組織不如人……
變，還是不變？麵對這數千年未有之困局，大清朝更加糾結。
從“師夷長技以製夷”到“師夷長技以自強”，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清末新政，主張“變”的人是越來越多。但是總的來說，一直到辛亥之前，麻木因循的人還是比支持變法的人要多得多。
可是，盡管糾結，盡管並不太樂意，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還是發起了憲政改革——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舉動。
有人或許會說，清末新政相比於日本明治維新，不僅時間上晚了三十三年，效果上更是相差十萬八千裏，實在不值一談。
說這句話的人，一定沒有認真讀過中國的曆史。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傳·昭公七年》）從這裏，我們可看出，儒家的理想社會的模式是埃及的金字塔而不是羅馬的圓形大劇場。
在大劇場式的社會裏，台上與台下高度相差不大，舞台可以同時容納很多人，上台與下台轉換的頻率很快——沒有人永遠在台上，在台下的要上去也很容易。但有一條，無論在台上還是台下，都必須遵守秩序，否則就會亂哄哄的。亂哄哄的，對台上台下的都沒好處——看的看不了，演的演不了——所以，人人都很自覺地遵守秩序。
金字塔式的社會則完全相反。塔尖與塔頂高度相差懸殊，越往上容納的人越少，到塔頂更是隻能容納一個人。塔頂的人希望永遠在塔頂，下麵的人則拚命地往上爬，不停地爬，倒下了，再由兒子孫子繼續往上爬。因為並不是人人都能爬上去，所以也就幾乎沒有什麼人遵守秩序——遵守秩序就意味著失去機會。所以，在金字塔式的社會裏，雖然每一個層級都有一套所謂的製度，但幾乎沒有人把它當回事——包括製定製度和執行製度的人。在整個金字塔上，能夠超越製度是一種實力，也是一種榮耀——塔尖的人超越所有製度——除非塔底有人鋌而走險，將整個金字塔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