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鄧小平宣布：“由陳毅替總理分擔外事。”
1954年9月27日的夜，北京全市歡騰，處處是震天嘹響的鼓聲鑼聲，慶祝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剛剛投票選舉了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以全票當選為國家主席、副主席。
坐在開往中南海勤政殿的轎車裏，陳毅一直眯著眼睛，微笑著，耳邊似乎還回響著會場裏那海嘯雷鳴般的歡呼聲和鼓掌聲。華燈已上，街上的遊行開始了，歡呼的、高唱的、舞彩旗的、扭秧歌的，簇擁了大街小巷。陳毅的車子，也一次次地被川流的人群所擁塞……這一連串曆史性的場麵在他眼前疊加著，陳毅久久沉浸於這如潮的興奮之中。選舉領導六億人之首領和權力機關，關係中國與世界之命運……我生有幸，革命垂三十二年，能親見及此，當然體會得人民之政治滿足也。
可以清楚地感覺到，新中國正在走向成熟與穩固，整個黨風民氣也在日益高揚。這時候的中國，是到了應當走向世界，為人類的和平與進步作更多的貢獻的時候了。在這次會議上，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以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想到新中國的明天，想到今後日理萬機的生活，陳毅不得不意識到自己肩上的重擔。
晚上9點鍾，陳毅的車子停在了勤政殿的門口。鄧小平已在屋內等候多時了，今天晚上，他將向陳毅傳達中央的一項正式決定，它有可能是陳毅一生最重要的轉折之一。
陳毅大步走了進來，兩人安坐於勤政殿明亮柔和的燈光裏。鄧小平開門見山，告訴陳毅中央將派他率團出訪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陳毅深知這是時勢所需，便“慨然應命”。
“沒得問題，我走一趟就是。哪天出發？”
“這個嘛，要問總理囉。”鄧小平一笑。
“主席和中央還有什麼具體要求沒有？”
“這還是要同總理談，總理總理，總而理之嘛”。鄧小平詼諧地說。
“這幾天總理難得有空，太忙累了”。
“是呀，所以中央考慮，需要有人替他分擔一些。今後外交部這一攤子，恐怕要你多跑跑囉。從這次訪問開始，你的工作就可以逐步向這方麵轉了。”
聽了這話，陳毅的臉色變得嚴肅起來。他掂得出這一托付裏所包含的分量，於是，他慢慢地、鄭重地點了一下頭。
從勤政殿回來，夜已經很深了。家人均已入睡，陳毅卻還獨自在月色朦朧的庭院裏踱著步。往事雖然有點遙遠，但今夜陳毅卻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它們。留法求學、南昌起義、井岡會師、內戰紛爭直到今天的和平建設，曆史在改變著，陳毅的革命生涯也正麵臨著關鍵的轉折。想到昔日戎馬倥傯、執戟揮戈的將軍要轉戰到外交工作的舞台上來，陳毅怎能不百感交集？一會兒，他回屋展開紙筆，在日記的末尾寫道：
“我之工作轉到政府方麵和外交方麵，已完全決定了。瞻念前途，實有綆短汲深之懼。”
“綆短汲深”，是當時陳毅最真切的感受。其實，如陳毅這般心雄萬夫、出生入死的戰將，要去辦外交，又何需有此惶惶之懼呢？況且，早在青年時期，陳毅就顯露出他在外交方麵的才華。在某些關鍵時刻，有時甚至是關係到國家命運或世界局勢的緊要關頭，他或挺身而出，或直陳己見，或運籌帷幄，或唇槍舌劍，不僅表現出令數十萬敵軍聞風喪膽的將軍氣魄，舉手投足間還流露著詩人兼學者的儒雅風度。
讓我們隨時光倒流，在那些“彎弓射日”的歲月裏尋找陳毅將軍“辦外交”的一些痕跡。
2.早與外交有緣
1928年，陳毅率領部隊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於井岡山。某日，陳毅與毛澤東漫步閑談於山道上，走著走著，陳毅突然停住腳，說：“將來革命成功之後，我就去搞外交，你看如何？”
毛澤東滿有興致地看了他一眼，朗聲笑道：“要得！要得！”
而今，當他端坐於外交部的辦公桌前，陳毅是否還記得自己20多年前的宏願？
記得，當然記得，那畢竟不是一時指點江山的書生意氣，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隻要提供給陳毅施展其外交才能的機會，他就會如鋒利的錐子從囊中脫穎而出。
最令人難忘的一次，是陳毅接待“美軍觀察組”時的表現。
1944年4月，日軍對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河南、湖南、廣西的國軍均潰敗而退；而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取得了輝煌成績。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再也不能隔岸觀火了，應該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係。通過一係列會談，6月23日，蔣介石終於同意“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
中共中央認為，這是中共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中國人民外交工作的開始。
毛澤東說：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政策。
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人員飛抵延安，由52歲的包瑞德上校率領，他們受到了中共的熱烈歡迎。在毛澤東特設的晚宴上，他親自指示陳毅參加接待“美軍觀察組”的工作。
“美軍觀察組”的重要成員之一謝偉思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兼史迪威總部政治顧問。他對陳毅很感興趣，兩人在幾日的會見中談得相當投機。
謝偉思問：“到了反攻時期，即使調整了全國的國共關係，恐怕國民黨將來還會食言又打你們。你們怎麼辦？”
陳毅答道：“如果國民黨又食言向我們進攻，我新四軍單獨的力量可以製止其反動行為。我們有把握。”
之後，陳毅又進一步明確指出：“無論國民黨如何反動，改變不了中國民主和平的發展方向。我黨有力量打破逆流！敵後連大地主、大資本家、地方軍人對我軍都很同情。”謝偉思聽了陳毅的一番話後，不斷點頭，深為讚許。
陳毅深知他同謝偉思見麵交談的意義和分量。所以他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巧借回答向美國乃至蔣介石申明了中共的嚴肅立場，這無疑是通過巧妙的外交策略向美蔣亮出的絕妙的應戰書。
隨後，陳毅又接待了前來調停國共各方關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少將。這位美國總統特使的到來，使陳毅得一機會在外交戰線上初露鋒芒。
1944年11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由毛澤東、周恩來出麵與赫爾利談判，達成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議》（即《五條協定草案》）。《協議》中第二條指出：“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括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這是一項有利於中共而違背蔣介石旨意的條文，周恩來估計蔣介石必定會對協定提出修改。果然不出所料，在重慶赫爾利、周恩來、蔣介石三方談判時，蔣介石斷然拒絕在該協定上簽字，而提出由共產黨及其他方麵代表“參加”其國民政府。對方相持不下，談判陷入僵局。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關係微妙糾葛甚多的僵局。陳毅查閱了毛澤東與赫爾利的談判記錄，又仔細斟酌了蔣介石提出的“對策”，進行了多方麵的思考。
第一種可能是蔣介石在毛、赫達成的《協議》上簽字，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對於蔣來說，即使他這樣做了，也無力挽救江河日下的西南大局，國民黨腐朽的統治機構也決不會因此而重新煥發生機。對於我方而言，當前抗日全局的重點已落在我黨和敵後武裝力量上，我軍勢力蒸蒸日上、勝利頻頻，並不依賴一個協議而有所裨益。更重要的是，蔣介石簽字會增加美國對他的幻想，更利於他招搖撞騙。陳毅認為，美軍的企圖不過是使《協議》成為動用我方軍事力量的一個工具，並無誠意要求蔣介石改革政治。考慮到自身的軍事利益，美軍當然希望保持蔣介石的統治體係，隻是強敵當前，美國需要用一些實不至的口惠來騙取我方力量為其打仗。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若同意簽字反而對我方不利，我方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實惠反而受製於《協議》。
但是，蔣介石會選擇這種可能嗎？不會。陳毅以為，蔣介石要選擇的必是第二條道路，那就是按他自己提出的“對策”辦，讓有限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參加”到國民政府中去。蔣介石之所以要這樣做，是有曆史的前車之鑒的。大革命和西安事變後他兩次均無力控製中共的發展，這次他是寧願在反動的路上一條道走到黑，也不願按中共的意見辦事了。陳毅從曆史到現狀，在宏觀分析蔣介石意向的基礎上，認定蔣介石現時要選擇的是第二種可能。
那麼，在這種形勢下，我方應采取何種對策呢？
如果不理赫、蔣，自己組織民族解放委員會，勢必會失去中間層和國民黨大部分官兵的支持，而且還易給人以“破壞聯合抗戰”的口實。一個好的辦法就是“就湯下麵”，如此方能掌握時局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