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逢在莫斯科(1 / 3)

1.平起平坐兩巨頭

1931年的春天,綿延起伏的閩山,青蔥蒼翠,歡歌暢流的贛水,清澈碧透;一塊塊水田如鏡,映照著藍天和白雲;一片片秧苗似毯,孕育著生命與豐收。披著春光,王稼祥踏上了這塊他早已神往的土地——“中央蘇區”。他飽覽著這無比秀麗的景色,貪婪地呼吸著這裏清新的空氣,就像回到了朝夕盼望的故鄉。

王稼祥是同任弼時、顧作霖一道離開上海,跋山涉水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原來,王稼祥他們是作為中央代表團被委派到中央蘇區的。這實際上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被王明控製的黨中央為推行自己的“左”傾路線而采取的措施之一。王明對毛澤東根本不信任,於是決定派自己的人來加強以至控製中央蘇區的領導。同時也向其它幾個根據地派出了同樣性質的代表團。這批代表後來被譏諷為“欽差大臣”,王稼祥也被列名於“欽差”之中。但事與願違,他最後並未成為王明的代理人。

來到蘇區不久,他就擔任了原由毛澤東兼任的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之職,自此,他就作為紅軍主要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開始了自己的一係列活動。“王主任”這一稱呼也伴隨了他許多年。

金秋的瑞金,到處都洋溢著節日的氣氛。在慶祝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紀念日的同時,這裏正在籌劃和迎接又一個盛大的節日——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次大會上,王稼祥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並被任命為中央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同時又擔任以朱德為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職。年僅25歲的王稼祥就成為中國紅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2月底,化裝成一個大胡子天主教神甫的周恩來攜妻子來到了蘇區,就任了原由毛澤東任職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掛了起來,由周恩來代理一方麵軍總政委。

寧都會議剛結束,周恩來和朱德領導了第四次“反圍剿”的戰鬥。

1932年2、3月間,紅軍取得了黃陂、東陂戰役的重大勝利。4月28日,在樂安縣一個四麵環山的穀岡村,在山邊供王稼祥辦公的一座廟裏,他主持召開了一個戰前的政治工作會議,周恩來、彭德懷等人參加了會議。上午九點多鍾,來了兩架敵機,一到頭頂就俯衝了下來,扔下來第一批炸彈。王稼祥立即停止了會議,喊道:“請大家跟我到外頭隱蔽。”他考慮到周恩來等人的安全,自己搶先衝到門外,一邊觀察情況一邊招呼說:“快跟我來!”就在這時,又一批炸彈落了下來。被王稼祥擋在身後的周恩來,連聲叫道“稼祥,臥倒,快臥倒!”但隻聽一聲轟響,濃煙吞沒了王稼祥,他當即負傷倒下了!

由於王稼祥擋住了彈片,跟在他身後的周恩來等人都安然無恙。同誌們將王稼祥抬到了安全地點,周恩來馬上叫來了軍委衛生部長賀誠,要他親自為王稼祥檢査傷勢,並組織搶救。檢查發現,彈片打進了他的右腹部,炸傷了腸子,傷勢十分嚴重。周恩來立即決定,由賀誠親自帶醫務組和一個警衛班,立即護送他到瑞金紅軍總醫院去治療。

在去瑞金的途中,昏迷了很久的王稼祥才醒來。他醒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恩來同誌他們受傷了嗎?”賀誠回答道:“王主任,由於您擋住了彈片,他們都平安無事。”王稼祥這才放下心來。

來到瑞金後,由於醫療條件太差,沒辦法進行大手術,隻采取了保守療法,病根未除,給他留下了終身痛苦的後遺症。

戰鬥剛一結束,周恩來、朱德就趕來瑞金,探望了王稼祥的傷情。王稼祥卻說道:“我沒事了,年紀還輕,身體還好,能挺得過去,隻是我在緊張時刻離開前線,把擔子壓在你們身上,真是對不起你們啊!”

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王稼祥與周恩來一起被推選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兩人也在戰鬥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2.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1933年的秋天,敵人開始了氣勢洶洶的“第五次圍剿”,同時,從內部來敗壞和葬送黨的事業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也以前所未有的壓力,壓到了黨和紅軍頭上。

第五次反“圍剿”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揮下,敗局已定,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隻剩下了最後一條路——跑!即博古和李德所謂的“戰略大轉移”,也就是後來人們說的“長征”。

秋風蕭瑟,枯葉飄零,又是一個秋天來了,天空依然還是那麼晴朗,田野裏也是一片豐收景色,隻是蘇區軍民的心頭,卻是那麼壓抑陰沉。心頭負擔比背上武器更重的紅軍指戰員,強作歡顏同父老鄉親們飲淚惜別。

望著這淒涼的場景,王稼祥的心頭充滿了悔恨和負疚之情。自己作為主要領導,竟沒能和大家一道保住蘇區。

“再見了,鄉親們!感謝你們哺育了我們,你們受苦了,我們對不起你們!”

“前進吧戰友們!你們為革命勝利,不惜犧牲一切,你們的行動就是對我們的批評。”

灰蒙蒙的天空下,灰蒙蒙的山野間,移動著一支灰蒙蒙的隊伍。

王稼祥抱著傷病之軀,邁著沉重的腳步,更帶著滿腹的心事,隨著大隊,艱難前進。

“首長,路不好走,你還是坐擔架吧!”擔架員趕上來叫住了他。

“王主任,你有傷,上擔架躺著吧?”警衛員也趕忙說道。“唉,現在,我怎能躺得住呀!”

“是呀,仗打到這種地步,大家都躺不住啊!”走在王稼祥身後的毛澤東接口說道:

“蔣介石已經布置好了一個大口袋,等著我們去鑽,可是我們的發號施令者,就是看不見這危險,或者是看見了,卻就是不改,非要往裏鑽,你說他傻不傻?”

王稼祥認真地說:“我們不能往口袋裏鑽,決不能也當傻瓜!”“是嘛!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他老蔣在湘西布下口袋,我們就不往湘西走。不是已經得到情報說貴州方向兵力不多嗎,我們就往貴州去,讓他老蔣空等一場。”

“對,應該這麼辦,咱們來個避實就虛!”王稼祥邊聽邊說道。毛澤東道:“可惜,發號施令的人不這樣想啊,在一般情況下,我的意見總被人當成是旁門左道啊!”

“未必,一路上我留心觀察了,我看現在很多同誌都會讚同你的意見。”王稼樣說道。

“是嗎,有哪些人會讚同呢?”

“我看政治局內部就有人讚同,比如洛甫同誌就有此意思。最近我同他剛談過。”

“好哇,一花不是春,獨木難成林哪!我們應該再爭取一下其他的同誌。”毛澤東的臉上露出了難見的笑意。

這次談話過後,王稼祥又找到了張聞天,詳細地談了毛澤東和他自己的觀點,並與他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看法。

當時的聶榮臻也因傷坐著擔架,隨中央縱隊行動。他曾經任過總政治部的副主任,與主任王稼祥的關係非常親密。二人在行軍路上坐擔架相逢後,就幾次談了起來。

王稼祥直接地說,必須改組領導,撤掉博古和李德的指揮權,最好由毛澤東重新出山。

聶榮臻聽完也高興地說:“我一直也有這樣的看法,隻不過這麼大的人事變動應該通過黨的高級會議才能解決。”

王稼祥說:“事不宜遲,我們就趁蔣介石部隊不能馬上采取行動的機會,由中央召開一個專門會議,到時候把博古和李德給‘轟’下來。”

就這樣,王稼祥在醞釀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主動做了許多工作,使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步為中央多數同誌所擁護。

1935年1月15日,召開了扭轉黨和紅軍以至中國革命曆史命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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