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晚，與會人員到齊之後，周恩來沉聲地對博古說道：“能來的都來了，宣布會議開始吧？”
博古推推眼鏡，清清嗓子道：“好，大家安靜了，現在會議開始，由我首先來做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總結報告。”
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隻是一般地承認了沒打好仗，把戰爭失敗的責任全推給了客觀方麵。
接下來，周恩來又作了副報告，他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指揮上的錯誤，主動承擔了責任，真誠地作了自我批評。
在博古和周恩來的報告以後，按照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事先商定好的，由張聞天按他們三人共同起草的“反報告”提綱作了發言。緊接著毛澤東來了一個急風驟雨式的發言。他嚴肅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於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撤退時的逃跑主義。
頓時，會場裏的氣氛緊張起來，兩種截然對立的思想觀點被擺了出來。
關鍵時刻，毛澤東話音剛落，王稼祥馬上就站了起來，旗幟鮮明地表示，完全支持和讚同毛澤東的意見，又嚴肅地批評了李德和博古軍事思想的錯誤。
會議開始時就坐在旁聽席上但忘不了擺一副傲慢架子的李德，漸漸地坐不住了，煙卷幾次燒到了手指，卻老是向被批得抬不起頭的博古投去求援的目光。
周恩來似乎想緩和一下全場裏的氣氛，對王稼祥說：“稼祥同誌，別激動，你的身體不好，坐下來說吧！”
王稼祥說了聲“謝謝”卻沒有坐下。
他建議：應立即改組中央的軍事指揮機構，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改由毛澤東這樣有實際經驗的人來領導。
一口氣講完了多少天來積壓在心頭的怨言，王稼祥的心裏立即覺得舒暢多了，本來顯得蒼白的臉，浸出了一層紅潤。
周恩來趕忙走過來扶他坐了下去，聶榮臻因腳傷不能站起來也伸過手來同王稼祥緊握了一下。李富春向他讚許地點了幾下頭，朱德、劉伯承、彭德懷也向他投來了親切的目光。
由於王稼祥的鮮明態度，接下來的會就熱鬧了，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尤其是幾位紅軍將領，紛紛以激奮的情緒以至激烈的語言，相繼發言，對博古和李德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會議期間，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每天吃過晚飯就頂著臘月的寒風從住處走向二裏外的會場。王稼祥因為身體有傷，總是捂著肚子，參加會議，卻從不缺席。警衛員看著他那副疲憊不堪的樣子，勸他休息一天，他帶著責備的口氣說：“你這個小鬼呀，懂得什麼？那麼重要的會，還顧得上請假！”
會議經過三天討論，最後作出決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揮權，毛澤東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在這個曆史關鍵時刻，王稼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此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貢獻。1945年七大上，毛澤東這樣說：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誌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沒有他的讚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還一直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的是“關鍵的一票”，是站在正確路線一邊的，要求全黨同誌都不要忘記他的功勞。
周恩來也多次肯定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時期的作用，他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開始批評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在爭論的過程中，毛主席說服了中央許多同誌，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誌的支持，還有其他中央同誌……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
對於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貢獻，陳毅也曾有過一段生動的比喻：“楚漢之爭時，韓信是個要人，韓信歸漢，則漢勝，韓信歸楚，則楚勝；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王稼祥就是遵義會議上的韓信。”
可以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貢獻對於中國革命的進程是至關重要的，在自己的人生經曆中也是一段輝煌的篇章，但是這個謙虛的共產黨人在生前卻很少提及這段曆史，與他一起生活了幾十年的妻子朱仲麗也是從別人的口中得知此事的。當她問及究竟是怎麼回事時，他總是淡淡的一笑道：
“那是曆史舊事，不必提了！”
王稼祥去世後，朱仲麗在整理他的遺稿時，竟在他的自傳手稿中，發現了這樣一段話：
人們往往談到遵義會議時就提到我的功勞，但是假若沒有王明在四中全會的奪權上台，便不會有中央蘇區的失敗，便不會有長征，便不會有遵義會議。所以我現在認識到，我在遵義會議上投了毛主席一票，那隻能算是贖罪，即贖四中全會上參加了王明宗派的奪權，及其以後在各個問題上犯了錯誤的極大罪過，朱仲麗還發現，在手稿中，“投了毛主席一票”後麵，原來還有一句“多少算是功勞的話”卻被他用紅筆劃去了，緊接著就是那句“那隻能算是贖罪。”
這就是王稼祥，一個真正的“康莫納爾”的情懷（注：“康莫納爾”是王稼祥在中山大學時取的俄文名字，意思是“公社黨人”）。
3.傳達共產國際指示
1936年10月，王稼祥由於舊傷複發再次病倒了，周恩來這時也因為急性肝膿瘍住進了醫院。兩個人同住一孔舊窯洞裏，細心的周恩來，看出王稼祥的傷病在邊區落後的醫療條件下，不可能根治，長久拖下去對黨對個人都是極為不利的。周恩來把這一情況上報了中央，中央研究後決定送王稼祥去蘇聯治病。
臨走前，王稼祥緊握著周恩來的手不安地說：“現在國內形勢如此緊張，又麵臨一個關鍵時刻，我卻要離開前線，心裏真有股說不出的滋味！”周恩來說：“你抓緊治傷，很快恢複健康，再回來和我們一起戰鬥！”
列車在西伯利亞大草原上奔馳著，王稼祥抬起虛弱的身體，吃力地彎腰從搖晃著的地毯上拿起熱水瓶倒了一杯開水，慢慢地喝著。望著窗外的景色，思緒在翻騰著。去莫斯科不但要治病，而且肯定還要會見王明，他掌握黨的最高領導權達四年之久，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還有康生，整年坐在上海享清福，現在又混了一個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的頭銜，與他們見麵打交道會是怎樣的場景呢？
不出所料，王稼祥住進醫院沒幾天，康生就來了。望著骨瘦如柴的王稼祥，神氣十足的康生假惺惺地寒暄道：
“王稼祥同誌，這些年你們辛苦了，不簡單，不簡單！毛潤之也不簡單！而你，稼祥同誌，也是功勳卓著啊！唉！可惜我身在共產國際，不能與戰友們並肩戰鬥，真是太遺憾了！”
王稼祥克製著內心的不快，耐著性子與康生說了幾句話，康生故作關懷地說道：“稼祥同誌，你不要著急，一定要在這兒把身體養好！”臨走時，康生壓低自己粗啞的嗓門說道：“稼樣同誌，我早有個想法，我不能老在國外，也應該回到國內鬥爭第一線去，我要求中央調我回國工作，你看怎麼樣？”
王稼祥為他嘴裏噴出的濃重雪茄味厭煩地扭過頭去。康生卻不知趣地說道：“我還有個想法，就是我去之後，最好由你來頂替共產國際中共代表的位置，怎麼樣，你來幹吧！”王稼祥半天沒吱聲，康生竟大大咧咧地道：“好了，你同意吧！我這就請示國內，由你繼任駐國際代表，就這麼定了。”
事隔日許，聯絡員找到王稼祥說王明要見他。王稼祥心裏有數，王明深知自己的學識和在黨內的地位，此次見麵不過是想拉攏自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