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安徽同鄉一見麵，王明就肉麻地把王稼祥吹捧了一番，接著又得意洋洋地吹噓起自己來，王稼祥漸漸地聽得有點不耐煩了，邊抽煙邊聽著王明叨叨。
趁著王明吹得口幹舌燥端起茶杯喝水的時候，王稼祥突然發問道：
“請問李德究竟是誰派去中央蘇區的？是誰賦予他那麼大的權力？博古是根據誰的指示必須聽命於他的？在這個問題上你應做出怎樣的回答？”
這一連串的提問，把王明弄了個措手不及，隻有矢口否認自己曾過問過這一件事，他說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不是共產國際派去的，而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去的。
王稼祥立即反問道：“如果是蘇軍參謀部派去的，那麼他憑什麼幹涉我們內部的事務？”
王明惱羞成怒地回答道：“李德是蘇聯同誌派去的，斯大林同誌親自過問過，你不應有任何懷疑與不滿。你對李德問題表現出來的情緒，是對蘇聯黨和共產國際的認識問題。”
這次談話就這樣不歡而散了，此時的王稼祥已經完全認清了王明的嘴臉。
1937年11月，王明搭乘國民黨軍事代表團的飛機回國去了，同行的還有康生，臨走時王明通知王稼祥，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團長一職由王稼祥接任。
王稼祥在任駐國際代表期間，主要工作是向國際反映中國黨內和國內的革命形勢，對於取得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了解，起了積極的作用。他還曾對於王明在蘇聯不顧事實地整人而造成的冤案，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予以糾正。
王明與康生回國後，立即係統地提出了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由於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一時間迷惑了很大一部分人。為了向共產國際彙報情況，爭取國際了解中國黨的具體問題，1938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了任弼時趕赴莫斯科，代替了王稼祥的職務。
在王稼祥離任前，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專門接見了他，就中國問題作了重要指示。季米特洛夫說：
“執委會認為，中國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誌是一位久經考驗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黨目前應該堅持與國民黨既合作又鬥爭的原則，但一定要警惕不能重蹈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覆轍。”然後語重心長地說道：
“你應該告訴中國黨的全體黨員，應支持毛澤東同誌為黨的領導人，他是一位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也應該告訴王明同誌，不要再爭吵了！”
“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傳達到。”王稼祥高興地說道。王稼祥深知季米特洛夫這段話的含義，這意味著，共產國際支持中國黨的革命路線，毛澤東也開始贏得了國際的信任和支持，這對中國黨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王稼祥知道單憑季米特洛夫的最後一句話，王明就完了。
1937年11月，王稼祥回到延安，立即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向毛澤東和政治局其他同誌作了彙報。政治局決定立即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由王稼祥在全會上再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
當時人在武漢的王明，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回延安參加六中全會，他預感到王稼祥帶來的指示可能對他不利，心生一計，給中央發了一份電報，竟提出要“全體中央委員都去武漢舉行全會”。遭到毛澤東的嚴詞拒絕。爾後，王明又給王稼祥發了一封電報，要他速去武漢，與他先行商談傳達國際指示的問題。
王稼祥看穿了王明的鬼把戲，一麵報告毛澤東，一麵以全會秘書長的身份發電通知王明速回延安，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王明看著電報大罵道：“這個書呆子竟被那個土包子給拉攏走了。”
9月29日，六中全會如期舉行，會上王稼祥再次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維護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正確路線，當王稼祥重複季米特洛夫最後一段原話——“要告訴中國黨的全體黨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黨的領導人，他是一位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也應該告訴王明同誌不要再爭吵了！”這時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人民領袖毛澤東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承認和讚揚！
王稼祥的傳達，對於一直企圖奪權的王明是個重大的打擊，對於進一步鞏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則起了重大的作用。這是王稼祥繼遵義會議以後又一次在關鍵時刻起的關鍵作用。
毛澤東曾一再肯定王稼祥在六中全會中的作用。“中國黨曆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誌從蘇聯養病回國帶回來的，由王稼祥同誌傳達的。”
4.提出“毛澤東思想”第一人
1934年春天的一個傍晚，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麗在王家坪棗園的樹林中散步。望著窯洞內閃亮的燈光，先是一盞兩盞，繼而三盞五盞，最後是萬家燈火。王稼祥感慨地說道：
“我們黨從幾十個人的共產主義小組，發展到今天，不僅有了強大的人民軍隊，還有自己鞏固的根據地。變化太大了，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朱仲麗也興奮地說：“這些年來我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看來離抗戰勝利的日子為時不遠了！”
王稼祥說道：“是啊，可勝利是來之不易的，如果我黨沒有一個正確的思想指導，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現在正考慮好好寫篇文章，來紀念黨的生日。”
沒多久，他的文章寫完了，修改後讓警衛員把稿子送給了毛澤東審閱。幾天後朱仲麗發現毛澤東親自來到他們家，與王稼祥討論著那篇稿子，兩人從中午一直談到太陽下山。朱仲麗覺得這肯定又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了。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報》發表了這篇文章，題為：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紀念共產黨二十二周年與抗戰六周年》
文章在概述了共產黨的成長曆程特別是抗戰以來的正確道路後，指出共產黨的二十二年也是中華民族“尋找、確定和充實中國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的曆史。”
接著王稼祥就提出了那個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全新的理論創見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一的正確思想就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誌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提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文章中特別指出：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相結合的結果，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共產主義勝利前進的保證。
就是在這篇文章中，王稼祥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全新的科學概念，並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作了充分的論述，對其偉大意義作了高度的評價。這一理論創見，不僅反映了廣大黨員群眾的共同心願，更適應了形勢和時代的需要。從此以後中國人民就緊緊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之下，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共同奮鬥。
這是王稼祥對中國共產黨曆史的又一重大貢獻，現在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已被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人們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提出它的就是這位隻求奉獻不講回報的“康莫納爾”同誌——王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