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既要好吃，又要好看。”毛主席突然說道。
很顯然，蘇聯人不懂得中國人的幽默，一時間全都目瞪口呆，尤其是貝利亞竟然失聲笑了起來。
由於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沒有猜透對方的心理和意圖，因而發生了某種誤解。從此兩位偉人都沿著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
雙方就這樣打著啞謎，十幾天過去了，依然沒有什麼進展，主席的心情也越來越急躁了。一次他向前來摸底的蘇聯官員罵道：“你們把我叫到莫斯科來，什麼也不辦，我是來幹什麼的？”大家都看在眼裏，急在心裏。還是被人稱為“智囊”、“搖羽毛扇的人”的王稼祥足智多謀。他提出以主席答記者問的方式，在報上公布主席訪問蘇聯的目的。
1950年1月2日，在《答記者問》中，主席說：“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於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要的時間，在這些問題當中，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
窗戶紙一捅破，問題迎刃而解。中蘇雙方立即就條約簽訂問題進行商談。毛主席指示，由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到莫斯科參加該項工作。
在中蘇兩國這一曆史性的事件中，王稼祥為溝通雙方意圖並促進兩國進一步合作，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此之前，還有一件重大的事必須提及。
1949年12月20日，是斯大林的七十誕辰，蘇方為此舉行了隆重的祝壽大會。毛澤東應邀參加了大會，王稼祥也陪同出席了大會。
會場設在沙皇時代建的莫斯科大劇院內。在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和歡呼聲中，斯大林出現在主席台上，毛澤東作為他最尊貴的客人，緊挨著斯大林。
由於前麵提到的原因，這個最尊貴的客人，今天的心情顯然與這裏熱烈的氣氛有點不協調，王稼祥看到，大會進行過程中，斯大林一再側過臉來同主席說話，坐在斯大林身旁的拉科西也不時想逗主席說點什麼。但無論他們兩人表現得多麼殷勤，主席的臉上甚至未露出一絲笑容，他一直就是這樣皺著眉，沉默寡言。
等到主席祝詞時，他沒有上台，而是把祝詞稿交給了俄羅斯著名的漢學家費德林，讓他代讀。盡管如此，祝詞中還是高度評價了斯大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貢獻。
3.王大使主持盛宴，斯大林破例出席
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到達莫斯科。王稼祥立即與老戰友一道投入了會談工作之中，王稼祥不但直接參加了會談，還和使館的許多同誌承擔了會談中的大量事務和資料的準備與翻譯工作等，所以常常一天要進行幾次重要活動。王稼祥不但從頭至尾參加，還要在事前作出安排，事後做好善後，每天老忙得不可開交。
中蘇條約的文本初稿，最初是蘇方按周恩來的基本思想寫的。周總理看後，說：“不對不對，我說得很多，內容沒有全包括進去，要修改。”立即把王稼祥和陳伯達叫來商量，同時向毛主席作了彙報。毛主席說：“我們自己重搞一個吧！”
王稼祥得到文本草案後，立即首先與毛主席、周總理認真討論研究，又發動使館一切有關同誌對條約的稿本進行逐字逐句的斟酌推敲和反複修改。他對妻子說：“條約的每字每句都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從現在到將來的長遠利益。文字不長卻一字千鈞。”他不僅對中文本字字負責，對俄文本同樣也仔細的審校，有時為了一個字怎樣更明晰準確，到深夜還來回渡步思考。朱仲麗說：“那時候他每晚至多睡五六個小時。”
2月14日上午，王稼祥對簽字儀式的各項準備工作以至細節，作了最後的檢査，連簽字用的中國文房四寶，都一一安排妥帖。當天下午，在克裏姆林宮，舉行了簽字儀式，正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中國方麵出席的有毛澤東、周恩來、陳伯達、王稼祥等，蘇聯方麵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馬林柯夫、米高揚、赫魯曉夫等。代表雙方簽字的是雙方的外長，周恩來和維辛斯基。
當時的毛澤東和斯大林站在最中間。由於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澤東要矮，在給他們拍照時，斯大林總要往前移動一兩步。這樣在照片上，他就不會顯得比毛澤東矮了，或許還要高點。
突然，斯大林對擔任翻譯的師哲說道：“你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誤了不少事，否則的話今天在這裏可以同時簽訂貿易協定的。”說完，讓師哲把原話翻譯給毛澤東聽。
“缺點和錯誤總是中國人的！”毛澤東氣憤地嘟噥了一句。
“他說什麼。”斯大林敏感地問師哲。
“是個人之間的私話。”師哲機敏的答道。
事實上，當時是蘇方沒有準備好，蘇方有關人員深恐遭斯大林斥責，所以就說中方未準備好，以此搪塞，逃避責任。而斯大林竟信以為真。這件事發生在莊嚴的簽字儀式上，多少丟了俄國人的臉。
簽字儀式結束後，王稼祥的特別使命又開始了。還在進行條約談判的時候，毛主席和周總理就吩咐王稼祥，要在簽字儀式結束後，以中國駐蘇大使及夫人的名義舉行盛大的雞尾酒會。
這次宴會是有特殊意義和作用的。早在宴前二天，王大使就親自拿著請帖去見莫洛托夫，他非常鄭重地說：“我請您轉達尊敬的斯大林同誌，我們大使館將為慶祝毛澤東同誌的訪蘇圓滿成功，舉行答謝酒會，特別邀請斯大林同誌親自出席這次酒會，這是中國人民和蘇聯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相信斯大林同誌一定會接受我們的邀請，光臨我們的酒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