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黨際外交，格外重要”
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國除了要開展政府間的外交外，還要加強與各兄弟黨的聯係。為此1951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黨的中央對外聯絡部。
王稼祥調回國內後，被任命為對外聯絡部第一任部長，受命組建中聯部，同時，他仍兼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此外還從事中蘇友好協會的工作，實際上是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處理國際事務的一位主要助手。
王稼祥作為中聯部的籌建者和創始人，每天每日地勤奮工作著，從組織機構的建立，辦公地點的選擇，工作人員的調集，工作製度的規定，到全體幹部的學習和生活福利等，事無巨細，都由他當家拿主意甚至親自處理。
王稼祥先後選調了富有外交工作和國際活動經驗的劉寧一、伍修權、熊複等擔任副部長，還啟用了像吳學謙、喬石等有才識的幹部，使中聯部成為一個人才薈萃之地。
中聯部是政策性很強的機關，王稼祥認為要完成聯絡兄弟黨的任務，必須正確地掌握黨際關係的原則。他根據自己多年從事國際共運的經驗，提出了比較係統的有關黨際關係準則。
他說：“我黨同其它國家共產黨的關係，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是一家，又不是一家人’！各國共產黨都是信仰馬列主義的，因此各國黨就像兄弟一樣是一家人。但是另一方麵，每個黨總要代表某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各國黨是獨立自主的，是完全平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又不是一家人。”
王稼祥不僅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無論是對小國小黨還是大國大黨，都是如此。因而在他任中聯部長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威望急劇提高，影響迅速上升，這充分地表明了在王稼祥主持下的中聯部工作是有成績的。
王稼祥所領導的中聯部開展的轟轟0烈的黨際外交活動。對以周總理為首的外交部從事的政府間的外交活動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不僅如此，王稼祥還多次隨總理出國訪問，直接予總理以支持和輔助。
1954年他參加了以周總理為首的代表團，出席了日內瓦會議。在這次前後曆時達四個月的會議上，周總理在王稼祥等同誌的通力合作下，終於達成了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
會議期間，廣交朋友的周總理將電影大師卓別林請到了代表團共進晚餐，王稼祥和朱仲麗作陪。宴後，卓別林請王稼祥看了他的最後一部作品《舞台生涯》，王稼祥也請他看了國產越劇片《梁山伯與祝英台》。卓別林看後大惑不解地問王稼祥道：“梁山伯發現了祝英台是女性，為什麼不向她求愛，卻還在慢慢地唱呢？”
王部長反複地向卓別林解釋說：“這是中國民族戲劇所特有的表現手法。”電影大師聽完後仍是聳了聳肩，搖搖頭。
1956年9月，我黨召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共有六十多個兄弟黨派代表參加了大會，這不僅在我黨的曆史上是空前的，這樣的盛況自八大以後至今也再沒有出現過。大會期間，王稼祥主持對這六十多個代表團的接待工作。他不僅組織得井井有條，還做到無論大國大黨，還是小國小黨，都一視同仁，使他們人人滿意，連各國代表團的生活起居和飲食習慣，他都一一關照，不使其出一點問題。事後，周總理在評價王稼祥在八大期間的接待工作時讚揚他：
“具有大將風度，指揮若定，又極為精細，事必躬親，部署有方，有條不紊。”
王稼樣在主持黨的對外聯絡工作中，既注意謙遜平等，又堅持獨立自主，既反對大國主義，又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為此定下了一套完整的方針方法，他在這方麵的主張和活動，一直為我黨我國從事外交工作的同誌所稱道。
2.康生插手中聯部
1958年，中華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左”傾風，一夜之間，成立了許多人民公社。王稼祥在從事外事工作的同時，也騰出不少精力來閱讀和研究有關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各種文件材料。又找來中聯部去過農村參觀的同誌，仔細聽取了他們的實地見聞和觀感，隨後又親自下農村去視察。
他在一個人民公社參觀麥地時，看到田裏築了一排排像墳包似的圓錐形土堆，上麵已經長出了麥苗。王稼祥一問人，才知道這是有的人敢想敢幹的新創造，說是許多個圓錐形堆起的麥地表麵積比原平地的麵積大得多，這樣就多長了麥子，提高了單位麵積產量。可是這樣一來，澆水、耕作和施肥等問題怎麼辦呢？通過與之相似的一係列問題的觀察與分析，他意識到了“大躍進”是個嚴重的錯誤。
一天傍晚，下班回家後，王稼祥興奮地對朱仲麗說，他已經把自己的意見通過一位政治局常委轉達給毛澤東了。
王稼祥這次提出的一些意見，實際上對當時一些重大方針政策作了根本性的批評和反對。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王稼祥能冷靜地思考“大躍進”的問題，並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這是需要相當的膽識的。並且他謹慎地采取了口頭傳達的形式，為的是盡量縮小影響，不至於使其他的同誌也對中央的政策產生懷疑。
王稼祥的意見很快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後說道：“兩百多名中央委員，都讚成中央方針，就是王稼祥一人反對呀！索性為他開個會，叫他到會上再說說自己的意見。”
直到1959年春，中央才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提出糾正“共產風”等錯誤。在會議結束形成文件時，毛澤東指示，在文件下達以前，先送給王稼祥看看，看他對此還有什麼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