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黃大使勞苦議約，周總理議傾壇席
印尼是東南亞各國中華僑最多的國家之一。
早在唐朝時期，中國沿海就有不少商人到南洋各地進行貿易活動，有些人留在當地定居，被稱為“住藩”。在18、19世紀，中國勞工成批成批地來到南洋，和當地人民一起流血流汗，共同奮鬥。
二戰結束初期，印尼有華僑209萬，50年代中期增加到270萬，其中印尼出生的占2/3.印尼各大城市，如雅加達、萬隆等地，華僑人數都在幾萬以上。雅加達最多，約30萬左右。華僑從事的職業相當廣泛，在政治和經濟上對印尼都有一定影響。
華僑對祖國和祖先仍然一往情深，雖然有的已是第三代、四代或五代的僑生，根本不會說中國話，但他們並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黃鎮、朱霖夫婦曾多次應邀到華僑家裏作客，一進門看到的就是一個祖宗牌位，放在中國式的供桌上，桌上還放著錫器或銅器的香爐、蠟燭台，桌前係著中國式的桌圍。他們滔滔不絕地講述上幾代的祖宗是從中國沿海什麼地方去的，當時如何創業，等等。這些華僑都保留中國姓名，雖然不認識中國字，卻都會寫自己的中文名字。他們當場拿起筆，一筆一劃地寫給黃鎮看。華僑們純樸的赤子之情，令在場的人都極為感動。黃鎮詳細地介紹了新中國的情況，華僑們紛紛表示：“那是我的根呀！我將來一定要回去看看。”
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是中、印尼兩國關係中的一個突出問題。中國的國籍法傳統上采用血統主義原則。根據這個原則，凡是中國人所生的子女，當然為中國國民，不論其出生於何地。而印尼采用出生地主義原則。根據這種原則，在哪裏出生，即取得哪裏的國籍，不問其父母屬於哪國國民。這就是產生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的根源。
兩國建交初期，印尼政府想單方麵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印尼和荷蘭簽訂的關於劃分公民的協議以及1950年的政府條例規定，具有雙重國籍的華僑，必須在1951年12月27日前向印尼司法機關辦理選籍事宜。凡是保留中國國籍者，必須宣告放棄印尼國籍。凡在期限內未辦理有關手續者，自動成為印尼人。1951年8月，印尼政府逮捕了大批愛國華僑，同時印尼治安狀況惡化，華僑被搶、被殺事件時有發生。為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中國駐印尼使館不斷向印尼方麵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政府向印尼政府提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是兩國政府之間的問題，必須經過正常的外交談判才能合理解決；單方麵處理這個問題是無視中國主權的行為。後來，印尼方麵終於接受了談判解決雙重國籍問題的建議。
1954年11月2日至23日，兩國代表在北京舉行了初步會談。1955年3月29日，雙方又在雅加達繼續談判，黃鎮為中方首席代表，趙仲時、林兆南為代表。雙方在北京談判中已基本達成一致，形成條約，但還留有一些分歧沒有解決。縮小分歧，達成共識成為這次談判的主要任務。談判預定於萬隆會議期間結束，讓周總理兼外長和印尼外長簽署。時間緊，任務重。盡管使館工作繁忙，黃鎮大使對談判工作始終抓得很緊。他帶領同誌們認真研究國內的指示，分析每次談判中的問題，還親自會見華僑代表，聽取他們的意見。夜以繼日，不辭辛勞，為雙重國籍條約的順利達成傾注了大量心血。
雙重國籍條約的核心是“自願原則”，雙方在談判中對此並無原則分歧。但在具體理解上，印尼方麵對選籍附加若幹條件，實際上是對“自願原則”的部分否定。黃鎮一方麵堅持原則，一方麵耐心地向對方解釋，“自願原則”既尊重選籍者的自願，也符合兩國友好的根本利益。
4月上旬，進入審定條約條文階段。在真誠友好的氣氛中，談判進展得很順利。4月22日，兩國全權代表將簽署條約，可是直到22日淩晨，對方還沒拿印尼文本來和中文本互換。黃鎮急了，因為萬隆會議公開會議上的激烈交鋒跟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緊密相關。
萬隆會議從開幕的那一刻起就不曾輕鬆過。18日下午和19日上午，伊拉克的賈馬利，巴基斯坦的阿裏和菲律賓的羅慕洛相繼大肆責難共產主義。19日下午泰國旺親王的發言使本來已十分緊張的空氣越加緊張。
旺親王慷慨激昂地侃侃而談：“我並不籠統地反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是有人空談‘和平共處’，我很表懷疑和憂慮。”他掃視了一下全場，“我有三個問號。第一，中國在我國附近雲南省境內鼓勵傣族人自治，用意何在？第二，我國境內300萬華僑，按照我國法律擁有泰國國籍，可是中國又給予他們中國國籍，居心何在？三是我國東北部有50萬越南人。越南軍隊在1953年和1954年兩次入侵老撾，威脅我國。有人對我國與西方國家結盟說三道四，這絕對是無禮的，不可接受的，我要堅決予以駁斥！越南軍隊幾天之內就可以開到曼穀，還沒到你們國家的邊境，泰國可能就已經不存在了。我國要是不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它不會存在到現在，我也不會來參加這個會議了。為了保衛自己，我們不得不這樣做！……”
旺親王的發言引起全場的巨大震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一些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對共產主義的攻擊隻是泛泛而談，至多也是指向蘇聯的話，那麼旺親王卻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更重要的是，旺親王提出了存在於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間的具體問題。
旺親王的發言無異於火上澆油。形勢更加險惡了。會場內的人們不由地把目光都集中到周恩來身上，隻見他依然神態自若，一麵認真仔細地傾聽，一麵在他的筆記本上飛快地寫著什麼。
繼旺親王之後發言的是土耳其的佐爾魯。接著，大會主席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宣布：“現在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發言！”一刹那間會場出奇地寧靜，人們都屏住了呼吸，空氣仿佛也凝固了。周總理身著淺灰色中山裝，邁著他那特有的、穩健的步伐，在眾目睽睽之下走上講台，周總理首先聲明他原來準備好的發言稿在這裏不打算再讀了，改為印發給大家，他隻準備補充講幾句話。
接著，詞恩來開始了他的曆史性演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這句擲地有聲的話大大出乎與會者的意料。這句話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內容上看都是十分樸實的，沒有使用外交家們慣用的外交辭令，可它產生的效果是驚人的，平實中透露出肝膽相見的誠懇，這種力量是難以抗拒的。頓時，會議廳裏的緊張氣氛一下子鬆她了，幾天來人們的各種擔心和憂慮霎時煙消雲散了，中立國家的代表們鬆了一口氣，露出會心的微笑。
周總理坦率地承認：“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好的。”他馬上話鋒一轉，“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製度。”他巧妙地避開了意識形態的爭論，緊接著再次重申：“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他分析了求同的基礎，“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如果從這一共同基礎出發，“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周總理以中國所作的努力為例來加強他的觀點，他指出，中國本來可以提出關於台灣問題的議案，提出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議案，但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爭論，並沒有這樣做。
接著，周總理又說明求同並不排斥存異。“我們並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解”，相反，“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互相了解和重視彼此的不同見解。”他就三個具體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這三個問題分別是思想意識和社會製度問題、宗教信仰問題、所謂顛覆活動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顯然是為了答複旺親王的。這一點是周總理在旺親王發言時臨時寫成的。周總理這種隨機應變、在極短時間裏就能抓住要害的才能令人歎服。總理指出：“有人說，中國在國外有1000多萬華僑，可能利用他們的雙重國籍來進行顛覆活動。但是，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新中國的人民政府卻準備與有關各國政府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這一席話使泰國、緬甸、印尼等國代表寬了心。
周總理繼續說道：“又有人說，在中國境內有傣族自治區威脅了別人。中國境內有4000多萬的幾十個少數民族，其中傣族和相同係統的僮族將近千萬人。他們既然存在，我們就必須給他們自治權利。好像緬甸有撣族自治邦一樣，在中國境內各個少數民族都有他們的自治區。”他詰問道：“中國少數民族在中國境內實行自治權利，如何能說威脅鄰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