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人員嘛，應該四海為家，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周恩來仍然舞步翩翩，但臉上已添了幾分嚴肅。
“我不想出去。”
周恩來的臉上微微變了色，不再回答朱霖的話，眼睛望著她身後的地方。
朱霖心裏暗叫不好：“總理果然生我氣了。”在接下來一片沉默的尷尬中，朱霖忽然為自己的任性後悔起來。舞曲結束時，周恩來一言不發地送她回座位。正轉身要走，朱霖趕忙叫道：“總理，我聽您的，當大使夫人去。”
周恩來的臉上又綻開了笑容。
其實，黃鎮早就是周恩來眼中擔任首任駐法大使的不可替代的人選。之前剛見麵的時候，陳毅又去找周恩來想把黃鎮“要回來，”可是周恩來還是一口咬死“已確定的事就不要再變。”
3.中美約會在巴黎
外交官的生涯充滿神秘與起伏，兩國交惡，冷板凳使得你心煩意亂；雙邊友好，熱板凳使你神采飛揚。大使的工作並非僅僅如此。敵對國為了打開僵局，有時不僅在第三方秘密接觸，那其中更多是充滿緊張及警惕，而非像約會情人那樣甜蜜動人。
1964年6月2日黃鎮抵達巴黎，開始了為期9年的使法生涯。
新中國使節的到來，轟動了巴黎的外交界，在當地掀起了一股“中國熱”。黃鎮是中國派往西方大國的第一個大使，自然成為各方矚目的人物。在當時駐巴黎的120多個外國使團中，能夠經常同法國政要交往的使節並不多。中國的使節卻是例外。黃鎮多次與戴高樂總統會談。有時是戴高樂主動約見。朱霖與戴高樂夫人也相互拜會。這在戴高樂掌政時期的法國外交界是不尋常的事。戴高樂總統是極少會見外國使節的。而且法國政府規定，外國使節到任，夫人無需拜會總統、總理或部長夫人，一般也不接受拜會，到法國後不久，黃鎮就同總統以及法國其他許多高級官員、國會議員、社會知名人士建立了友好關係，同時大力促進了中法經濟、技術合作與文化、藝術、教育各方麵的交流。駐法使館的出色工作，大大增強了中國在西歐的影響。
光陰荏苒，一晃黃鎮大使駐法已經有6個年頭了。
1971年7月的一天，國內突然來急電召黃鎮回國一趟。回國後的第四天，黃鎮又匆匆地返回了大使館。這一去一回，速度之快，令使館內的其他外交官都深感意外。再看黃鎮回到使館後，談笑如常，隻是臉上比往常更不時地帶著一點叫人捉摸不透的微笑。對這一次北京之行，他隻字不提。即使對朱霖，黃鎮也隻告訴她回國途中的一個插曲，在蘇聯簽證時，本來要等一個星期，他等不及，於是說了個謊，說母親去世，急著回去吊唁，蘇聯方麵才破例為他1天就辦下了簽證，其實他父母都已去世40多年。出於外交紀律，朱霖也沒好再問，其他人更是不敢冒昧去探大使的口氣。不過，大家心裏都不約而同地猜到一點：一定是國內有了重大的指示……
7月19日，也就是黃鎮回到巴黎的幾天後，上午8時20分左右，一輛小轎車駛到巴黎區諾伊市中國大使官邸不遠處的一個拐角處停住了。從車上下來一個身材高大的外國中年男人。他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張望。也許因為時間尚早，附近幾條街道行人不多，十分安靜。他迅速關上車門，急步向中國大使官邸的方向走去，他走到官邸大門口時，見門並沒有完全關死。他習慣性地要抬手按門鈴，門卻“呀”地一聲被打開。這個人頓時看見一位神色略顯緊張的中國青年。他於是用法語緩慢地說：
“我是美國武官，我帶來敝國總統致貴國政府的一封信。”
中國青年似乎很振奮，伸出手來與他握了一下，用法語回答道：“我叫韋東，法語翻譯，是黃大使的助手，請您跟我來。”
中年人一閃身進去後，大門砰地關上。兩人穿過花園，來到大使官邸正門，一位年紀稍大的中國官員已候在那裏，與美國武官握了握手，用英語說：“您好，沃爾特斯先生，大使先生正在等您。”
接著，三個人的身影便消失在門裏。
誰也沒有想到，中美交往的一條秘密聯絡渠道，就這樣啟開了它的大門。
原來，尼克鬆於1969年任美國總統之時，美國國力相對衰落，急於從令它頭疼的越南戰爭脫身。蘇聯力量急劇上升，從60年代起走上了一條與美國全球爭霸的道路。尼克鬆與他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都信奉“均勢”理論，認為要“體麵地結束”越南戰爭，並在同蘇聯的競爭中保持有利的地位，就必須改變同中國的關係，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
與此同時，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全麵惡化，1969年3月爆發的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讓中國領導人感到蘇聯的威脅迫在眉睫。中國出於抗衡蘇聯的戰略需要，也願意改變與美國長期對抗的局麵。
在這種背景下，基辛格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訪問北京。由於各方麵的原因，美國還不敢迅速公開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在台灣問題上中美還不能很快達成一致。基辛格最後同周恩來商定，將巴黎作為今後秘密聯係的渠道，以取代中止了多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雙方在巴黎的聯絡代表為美國駐法武官沃爾特斯少將和中國駐法大使黃鎮。
黃鎮7月份匆忙的巴黎——北京之行，就是回國去接受這一項曆史賦予的秘密使命的。
周恩來已告訴黃鎮，基辛格同他約好：沃爾特斯將於7月19日上午8時半左右赴中國駐法大使館與中國大使進行第一次聯絡。黃鎮趕回巴黎的時候，所剩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但他還是抓緊時間進行了細致周密的準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主要的工作和活動，他隻讓懂英語的一秘曹桂生和法語翻譯韋東知道和參與。與沃爾特斯的聯絡，翻譯主要用法文，事關重大又有不清楚、沒把握的地方，還要用英法兩種語言問明白。黃鎮特意向他們兩人著重強調了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保密性：
“這是中央的重托，除了要不折不扣堅決執行以外，特別要注意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透露。事關重大，容不得半點馬虎和差錯；談話時要多聽少說，傳達中央的信息時不要任意發揮。外交工作授權有限，你們一定要牢記勿忘。”
有關第一次會見沃爾特斯的各項細節，黃鎮把曹、韋兩人叫來一起商量——事先征求下級的意見，是他的一貫作風。如何保密，也是這些細節的中心問題。黃鎮最後決定，為掩人耳目，官邸前院大門半掩著由韋東佯裝在院裏散步，一俟沃爾特斯出現，立即開門將他迎人，以免他在門外等候過久，暴露目標。由曹桂生在官邸樓門口等候，把客人引人客廳。最後，連沃爾特斯來了以後上什麼點心、喝什麼茶等細節，黃鎮也和兩人商量妥當。
於是就發生了前麵的那一幕。
美方的行動也是十分秘密的。與中方聯絡的信息，都由沃爾特斯繞過國務院和國防部直通白宮。沃爾特斯的行動連美駐法大使也不知道。隻有他的女秘書南希小姐知道此事。沃爾特斯單獨駕車來中國大使官邸，總是把車子停在不遠的拐彎處，而且每次都要換個地方。因為他的車牌號碼是CD6，外人一看就知道是美國使館的車牌。
4.外交偵探基辛格
黃鎮作為中美巴黎秘密渠道的中方代表，不僅要與沃爾特斯進行頻繁的秘密接觸，還與基辛格進行了四次秘密會晤。這也是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訪華期間與周恩來共同商定的：如果兩國關係中有十分重要的事宜，基辛格本人將親赴巴黎會晤黃鎮大使。
7月25日，基辛格先是在華盛頓的新聞界露了露麵，旋即搭乘一架軍用專機秘密飛往巴黎。為了不讓控製著巴黎每一個關卡的法國情報機構將他到巴黎的消息捅出去，沃爾特斯已經事先做好了各方麵的工作。他先以美國總統的名義求助於法國總統蓬皮杜，讓他向法國情報機關的最高層通知了內情。基辛格到達巴黎後，由他們安排繞過海關和邊防檢查。當晚，基辛格神不知、鬼不覺地住進了沃爾特斯居住的公寓。沃爾特斯把臥室讓給基辛格，自己則在客廳的沙發上湊合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