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恩來眼中流露出的真誠、溫和、安詳與期望令章文晉一輩子都忘不了！多少年過去了，直到去世前夕，那一夜的長談依然時時浮現在章文晉的眼前，清晰如故！
2.外交工作，多聽少說
章文晉安心地留在了外交戰線。他一直慶幸自己的選擇：“這樣，我才幸運地有更多的時間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有機會參與許多重要的外交活動。”
但是，與周恩來一起工作，更多的不是榮耀，而是一種壓力和責任。周恩來的工作用一絲不苟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也要求他的部下和同伴。章文晉在跟隨周恩來的工作曆程中，深深受到了熏陶。
在與馬歇爾談判時期，有一次，章文晉不小心把一份會談備忘錄遺落在休息室裏。直到臨走時，經周恩來的提醒，章文晉才把它找了回來。周恩來首先作了自我批評：“我的年紀比你大些，也比你有經驗，我應該事先提醒你。”然後，他嚴肅地對章文晉提出了批評。
日內瓦談判期間，章文晉是翻譯組的負責人。一次，一篇發回國內的外國通訊稿的譯文出了差錯。周恩來立即把章文晉找來，十分嚴肅地指出：“這是對大事不負責任的態度！”
有過多次這樣的教訓，章文晉在工作中兢兢業業，不敢有絲毫的懈怠。曾經擔任第一亞洲司副司長的裴默農回憶章文晉時說：“一次，周總理深夜召見，我隨文晉同誌赴中南海西花廳。途中文晉同誌喃喃自語：“多聽少說，多聽少說。”從這四個字中可以看出文晉同誌學習周總理是多麼細心，多麼深沉。這四個字也蘊含著文晉同誌的自重。”
章文晉在工作中養成的嚴謹、細致、一絲不苟的作風是他出色成就的根本保證。1960年，中印在邊界問題上出現爭端。在中方的努力下，雙方同意進行互換材料式的談判。時任第一亞洲司司長的章文晉擔任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在他的領導下，中方工作人員做了大量細致的準備。
一俟談判開始，中國方麵立即出示了大量內容翔實、準備細致、考證嚴謹的證據和材料。包括一百多年前中國的踏勘地圖，清政府拒絕簽字的“麥克馬洪線”原圖，三十年代上海《申報》上發表的中國地圖，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書》上的中印邊界線圖，印度總理尼赫魯著作中和印方不同時期出版物中標明的邊界圖，中國自清朝以來各代政府邊境地區征稅、駐軍的文字記錄……堆在談判桌上的材料真可謂是“鐵證如山”，令參加談判的印方代表瞠目結舌。
雖然中印邊界談判最終未能取得實際的成效，但是章文晉帶領同誌們所做的工作，使中國方麵在這個問題上掌握了主動地位，在事實和證據方麵壓倒了對方。
3.在“三砸一燒”的歲月裏
1966年，一場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政治風暴席卷了社會主義中國。國家各方麵的工作和生活正常秩序都受到了嚴重的幹擾和衝擊。極左的口號盛行，極左的思想束縛了人民的頭腦。在外交戰線上，雖然毛主席、周總理和陳毅部長竭力維持了在總的方麵的穩定，但也無法避免風暴的衝擊。大批的駐外使節被召回“改造學習”，大批的高級幹部和老同誌被打倒。姬鵬飛、喬冠華被迫在王府井大街上發傳單，章文晉也被召回下放到江西幹校改造。
進入1967年後，運動的風潮進一步衝擊外交部門，尤其在一小撮人的指使和挑撥下，局勢日益惡化。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情緒中，群眾在別有用心的陰謀分子的煽動下衝擊了外交部大院，外交戰線陷入了癱瘓。“文化大革命”極左風潮登峰造極的惡性事件是，紅衛兵衝擊並砸毀了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放火燒毀了英國駐華代辦處，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砸一燒”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