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對外交工作的影響和破壞是十分嚴重的，尤其體現在極左思潮的惡劣影響之上。1971年，英國駐華代辦處被修複一新，新任駐華代辦譚森來到北京。周恩來指示當時任西歐美澳司司長的章文晉，務必向新任英國代辦祝賀，並在適當的場合對“火燒”事件表示道歉。但章文晉一時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向譚森轉達中國政府的這一歉意。周恩來知道後十分生氣，嚴厲地批評了章文晉：“你受極左思潮的毒很深了！你不說，我隻好自己說了。”
後來，周恩來在會見譚森時，公開表示了這一歉意：“英代辦處的房子是被壞人燒的。中國政府是反對那件事的。修複費用應由中國政府負擔。”在百忙中，周總理還親自承擔了這一任務，這使章文晉感到萬分的愧疚。
外交隊伍的幹部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抓革命促生產”、“階級鬥爭為綱”，在外交業務上都荒廢了很多。有一次周恩來召集高級幹部講解一份“外交部聲明”，讓章文晉念稿子。當章文晉念到“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布什糾集了20個國家，向秘書長遞交關於‘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議案”時，周恩來打斷了他，開始詢問在座駐亞、歐、非、拉美各洲的大使和負責人：“你們這些大使們注意了沒有？亞洲有幾個國家參加？歐洲呢？大洋洲呢？非洲呢？拉美呢？……”
在座的同誌大多都說“記不清了”、“說不上來”、“亂糟糟的，不記得”，或者就答錯了。
周恩來大為震驚，十分嚴肅地說：“都沒有看？我真有點惱火；你們回來學習，報紙也不看，參考也不看。也好嘛，考考你們……你們要學政治啊！”
章文晉繼續念，念到尼克鬆在堪薩斯城的一次談話，周恩來又問：“這個城是哪一個州的？”
答曰：“不記得”。
周恩來十分生氣地說：“你們連世界地圖都不記。送你們一本地圖吧，不然你們自己不記，外交部得給你們搞地圖書了吧。”
章文晉又念到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十八國在聯合國提出的關於驅逐台灣、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議案。周恩來插話問道：“現在承認我們國家的一共有六十幾個？”
章文晉答道：“美國統計是六十七個。”
總理已經憤怒到了極點，用他極少用的嚴厲口吻說道：“你這個章文晉，查承認中國的有幾個國家也要查美國的統計，你們自己都不清楚，還要查美國的統計！……我們的大使連這些數字都不清楚，這不行！我替你們呼籲搞一個表出來。另外，你們還要帶一張世界地圖出去，還有各種工具書、字典，要搞點帶出去，不然連地理、曆史都說不清。”
望著已經被過重的工作負擔壓得疲憊不堪的總理，望著他那削瘦的麵容、那嚴厲的目光、那字字刻心的批評，章文晉和在場的所有同誌都被震驚了——在這樣一個多事之秋，自己竟不能為總理分憂，反而因為自己的疏忽給總理增加了如此多的負擔，這簡直就是一種罪過啊！作為中國的外交官，工作做到這種程度，還有何顏麵麵對總理呢？這一刻，是章文晉一生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