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是因為不善於講話，有感情表達不出來，才求助於紙筆，用小說的情景發泄自己的愛和恨，從讀者變成了作家。一九二八年在法國寫成第一部小說《滅亡》，寄回國內，由朋友介紹在當時的權威雜誌《小說月報》上發表。這樣我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過了一年半載，就用不著我自己寫好稿到處投寄，雜誌的編輯會找人來向我組稿。我並未學過文學，中文的修養也不高，唯一的長處是小說讀得多，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夠到手的就讀，讀了也不完全忘記，腦子裏裝了一大堆“雜貨”。
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雖然我也要吃飯，但是我到四十歲才結婚，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我寫作是為著同敵人戰鬥。那一堆“雜貨”可以說是各種各樣的武器，我打仗時不管什麼武器，隻要用得著，我都用上去。
前兩天有一位日本作家“注釋1”問我，你怎麼能同時喜歡各種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我說，我不是文學家，不屬於任何派別，所以我不受限製。那位朋友又問：“你明明寫了那許多作品，你怎麼說不是文學家呢？”我說，唯其不是文學家，我就不受文學規律的限製，我也不怕別人把我趕出文學界。我的敵人是什麼呢？我說過：“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製度，一切摧殘愛的努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
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這二十年中間，我寫得快，也寫得多。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覺得仿佛有什麼鬼魂借我的筆為自己伸冤一樣。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絕望地亂搔頭發。
我說我寫作如同在生活，又說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寫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說謊。
我最近還在另一個地方說過：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我幾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辯論時就說過：長得好看的人用不著濃妝豔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個醜八怪，不打扮，看起來倒還順眼些。他說：“流傳久遠的作品是靠文學技巧流傳，誰會關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認為打動人心的還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運。這仍然是在反對那些無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語。我最恨那些盜名欺世、欺騙讀者的謊言。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間我寫了後來編成十四卷《文集》的長篇、中篇、短篇小說。裏麵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園》，有《寒夜》。第二個二十年裏麵，新中國成立了，一切改變了，我想丟掉我那枝寫慣黑暗的舊筆，改寫新人新事，可是因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結果寫出來的作品連自己也不滿意，而且經常在各種社會活動中花費大量的時間，寫作的機會更加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訂計劃叫嚷要為爭取寫作時間奮鬥。然而計劃尚未實現，“文化大革命”來了。我一下子變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經常給揪出去批鬥，後來索性由當時“四人幫”在上海的六個負責人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等決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趕出文藝界。“造反派”和“四人幫”的爪牙貼了我幾千張大字報，甚至在大馬路上貼出大字標語說我是“賣國賊”、“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張春橋公開宣布，我不能再寫作。但是讀者有讀者自己的看法。張春橋即使有再大的權力也不能把我從讀者的心上挖掉。事實是這樣，“四人幫”垮台以後，我仍然得到讀者的信任。我常說：“讀者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讀者們要我寫作用不著等待長官批準。“四人幫”倒了，我的書重版，卻得到了更多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