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費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真是噩夢醒來，人已衰老。我今年七十六歲，可以工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必須抓緊時間，也抓緊工作。
我製定五年計劃，宣布要寫八本書（其中包括兩部長篇小說），翻譯五卷的赫爾岑的回憶錄。本來作者寫作品用不著到處宣傳，寫出就行，我大張旗鼓，製造輿論，就是希望別人不要來幹擾，讓我從容執筆，這是我最後一次為爭取寫作時間而奮鬥。
我要奮筆多寫。究竟寫什麼呢？五本《隨想錄》將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結果。我要認真思考，根據個人的經驗，就文學和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兩本小說將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寫真人真事，也寫可能發生的事。
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別處發生。我對一位日本朋友說：我們遭逢了不幸，可是別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我們也算是一種反麵教員吧。我又說，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引以為驕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曆呢？當時中國的作家卻很少有一個逃掉。每一個人都作了表演，出了醜，受了傷，甚至獻出了生命，但也經受了考驗。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作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
於是，我想起了一九四四年我向讀者許下的願，我用讀者的口說出對作家們的要求：“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了解，你們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要寫，我要奮筆寫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絕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4月9日淩晨1時在廣島寫完。
“注釋1”日本作家指著名劇作家木下順二先生。四月六日他和我在東京新大穀飯店三十九層樓上“對談”了一個上午，因為我四日在東京朝日講堂發表的《文學生活五十年》的演說中講到“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武郎，他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誦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他才提出“怎麼能同時喜歡各種流派的文學作品？”這樣的問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