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一到，二姐便睡倒了。誰看見她，都會歎息地說：她瘦得真可憐。
舊曆十一月二十八日是祖父的生日，從那一天起，我們家裏接連唱了三天戲。戲台在大廳上，天井裏坐了十幾桌客。全家的人帶著笑容跑來跑去。
二姐一個人病在房裏，聽見這些鬧聲，她一定很難受。晚上客人散去了大半，父親便叫人把二姐扶了出來，遠遠地坐在階上看戲。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動，用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著戲台。我不知道她眼裏看見的是什麼景象。
臉瘦成了一張尖臉，嘴唇也枯了。我的心為愛、為憐憫而痛苦了。
“我要進去，”二姐把頭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樣子低聲說。老媽子便把她扶了進去。
三天以後二姐就永遠閉了她的眼睛。她也死在天明以前。那時候我在夢裏，不能夠看見她的最後一刻是怎樣過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我到了一個墳場。地方很寬，長滿了草。中間有一座陌生人的墳。墳後長了幾株參天的柏樹。仿佛是在春天的早晨。陽光在樹梢閃耀，墳前不少的野花正開出紅的、黃的、藍的、白的花朵。兩三隻蝴蝶在花間飛舞。樹枝上還有些山鳥在唱歌。
我站在墳前看墓碑上刻的字，一陣微風把花香送進我的鼻子裏。忽然墳後麵響起了哭聲。
我驚醒了。心跳得很厲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聲依舊在我的耳邊蕩漾。我分辨出來這是三姐的哭聲。
我感到了恐怖。我沒有疑惑：二姐死了。
父親忙著料理二姐的後事。過了一會兒，姨外婆坐了轎子來數數落落地哭了一場。
回到成都以後我還是一個小孩。能夠同我在一塊兒玩的，就隻有三哥和幾個年紀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還有幾個仆人。在廣元陪我們玩的香兒已經死了。
大哥已經成人。他喜歡和姐姐、堂姐、表姐們一塊兒玩。
在我們這個大家庭裏，我們這一輩的男男女女很多。我除了兩個胞姐和三個堂姐外還有好幾個表姐。她們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們常常到我們家裏來玩，這時候大哥就忙起來。姐姐、堂姐、表姐聚在一塊兒，她們給大哥起了一個“無事忙”的綽號。
遊戲的種類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擲大觀園圖，行酒令。酒令有好幾種，大哥房裏就藏得有幾副酒籌。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們湊了一點錢，買了幾樣下酒的冷菜，還叫廚子做幾樣熱菜。於是大家圍著一張圓桌坐下來，一麵行令，一麵喝酒，或者談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評論《紅樓夢》裏麵的人物。那時候在我們家裏除了我們這幾個小孩外，沒有一個人不曾讀過《紅樓夢》。父親在廣元買了一部十六本頭的木刻本，母親有一部石印小本。大哥後來又買了一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鉛印本。我常常聽見人談論《紅樓夢》，當時雖然不曾讀它，就已經熟悉了書中的人物和事情。
後來有兩個表姐離開了成都，二姐又跟著母親死了。大哥和姐姐們的聚會當然沒有以前那樣地熱鬧，但是也還有新的參加者，譬如兩個表哥和一個年輕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參加過兩三次。
不過我的趣味是多方麵的。我跟著三哥他們組織了新劇團，又跟著六叔他們組織了偵探隊。我還常常躲在馬房裏躺在轎夫的破床上煙燈旁邊聽他們講青年時代的故事。
有一個時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薑福陪著到可園去看戲。可園演的有川戲，也有京戲。我們一連看了兩三個月。父親是那個戲園的股東，有一厚本免費的戲票。而且座位是在固定的包廂裏麵，用不著臨時去換票。我們愛看武戲，回來在家裏也學著翻斤鬥，翻杠杆。
父親喜歡京戲。當時成都戲園加演京戲聘請京班名角，這種事情大半由他主持。由上海到成都來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之前常常先到我們家來吃飯。自然是父親請客。他們有時也在我們的客廳裏清唱。
有一次父親請新到的八九個京班名角在客廳裏吃飯。飯後大家正在花園裏玩，那個唱老旦的寶幼亭（我們先聽過了他的唱片）忽然神經錯亂，跪在地上賭咒般地說了好些話。眾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親急得沒有辦法。我們在旁邊覺得好笑。我和這些戲子都很熟，有時我還跟著父親到後台去看他們化裝。
一個唱青衣的小孩名叫張文芳，年紀不過十四五歲，當時在成都也受人歡迎。他的哥哥本來也唱青衣，如今嗓子壞了不再登台了，就管教弟弟，靠著弟弟過活。他也到我們家裏來過一次。他完全是個小孩，並沒有一點女人氣。然而在戲裏他卻改換麵目做了種種的薄命的女人。我看慣了他演的那些悲劇，一點也不喜歡。但是有一次離新年不遠，我跟著父親到了他們住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戲園裏麵），看見他穿一身短打，手裏拿了一把木頭的關刀寂寞地舞著，我不覺望著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會兒，問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親來帶我回家的時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罷。
然而說句公平的話，父親對待戲子的態度很客氣，他把他們當作朋友，所以能夠得到他們的信任。他並沒有玩過小旦。
三叔卻不同，他喜歡一個川班的小旦李鳳卿。祖父也喜歡李鳳卿。有一次祖父帶我去看戲。李鳳卿包了頭穿著粉紅衫子在台上出現以後，祖父帶笑地問我認不認識這個人。
李鳳卿時常來找三叔。他也常常同我們談話。他是一個非常親切的人，會寫一手娟秀的字。他雖然穿著男人的衣服，但是舉動和說話都像女人，有時候手上、臉上還留著脂粉。
有一次三叔把李鳳卿帶到我們客廳裏來化裝照相。我看見他在那裏包頭，擦粉，踩蹺。他先裝扮成一個執長矛的古代的女將，後來就改扮做一個旗裝貴婦。這兩張照片後來都掛在三叔的房裏，三叔還親筆題了詩在上麵。
李鳳卿的境遇很悲慘。後來在祖父死後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個妻子，連埋葬費也沒有。還是三叔出錢把他安葬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聯吊他，裏麵有“……也當忍死須臾，待儂一訣”的話。
二叔也做過一副挽聯，我還記得上下聯的後半句是：“……哪堪一曲廣陵，竟成絕響。……惆悵落花時節，何處重逢。”
後來二叔偶爾和教書先生談起這件事情，那個六十歲的曹先生不覺驚訝地問道：“××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位風雅士！”
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縣的時候，曹先生是那個縣的教官。曹先生到我們家來教書還是三叔介紹的。李風卿當時在南充唱戲，三叔在那裏認識了他。
聽見“風雅士”三個字，就跟平日聽見曹先生說的“大清三百年來深仁厚澤浹淪肌髓”的話一樣，我覺得非常肉麻。
二叔對曹先生談起李風卿的生平。他本是一個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歲時給仇人搶了去，因為他家裏不肯出錢贖取，他就被人壞了身子賣到戲班裏去，做了旦角。
五叔後來也玩過川班的旦角。他還替他們編過劇本。
我們組織過一個新劇團，在桂堂後麵竹林裏演新劇。竹林前麵有一塊空地，就做了我們的舞台。我們用複寫紙印了許多張戲票送人，拉別人來看我們的表演。
我們的劇本是自己胡亂編的，裏麵沒有一個女角。主要演員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兒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兒子）兩個隻做配角，或者在戲演完以後做點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們。我們用種種方法強迫她們來看，而且一定要戲演完才許她們走。
父親也被我們拉來了。他居然坐在那裏看完我們演的戲。他又給我們編了一個叫做《知事現形記》的劇本。二哥和三哥扮著戲裏麵兩個主角表演得有聲有色的時候，父親也哈哈地笑起來。
在公館裏我有兩個環境，我一部分時間跟所謂“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時間又跟所謂“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愛管閑事，我常常在門房、馬房、廚房裏麵和仆人、馬夫們一起玩，常常向他們問這問那，因此他們都叫我做“稽查”。
有時候轎夫們在馬房裏煮飯，我就替他們燒火，把一些柴和枯葉送進那個柴灶裏去。他們打紙牌時，我也在旁邊看，常常給那個每賭必輸的老唐幫忙。有時候他們也誠懇地對我傾吐他們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評主人們的好壞。他們對我什麼事都不隱瞞。他們把我當作一個同情他們的小朋友。我需要他們幫忙的時候，他們也毫不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轎夫的中間。我看見他們怎樣懷著原始的正義的信仰過那種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們的歡樂和痛苦，我看見他們怎樣跟貧苦掙紮而屈服、而死亡。六十歲的老書僮趙升病死在門房裏。抽大煙的仆人周貴偷了祖父的字畫被趕出去，後來做了乞丐，死在街頭。一個老轎夫離開我們家，到斜對麵一個親戚的公館裏當看門人，不知道怎樣竟然用一根褲帶吊死在大門裏麵。這一類的悲劇以及那些活著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負擔，如果我一一敘述出來，一定會使最溫和的人也無法製止他的憤怒。
我在汙穢寒冷的馬房裏聽那些老轎夫在煙燈旁敘述他們痛苦的經曆，或者在門房裏黯淡的燈光下聽到仆人發出絕望的歎息的時候，我眼裏含著淚珠，心裏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個站在他們這一邊、幫助他們的人。
我同他們的友誼一直繼續到我離開成都的時候。不過我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以後，就很少有時間在門房和馬房裏麵玩了。接著我又參加了社會運動。
我早就不到廚房裏去了，因為我不高興看謝廚子和老媽子調情（他後來就同祖父的一個老媽子結了婚，那個女人原是一個寡婦），而且謝廚子仗著祖父喜歡他，常常欺淩別人，也使我不滿意他，雖然我從前常常到廚房去看他燒菜做點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討厭“上人”中間那些虛偽的禮節和應酬。有兩次在除夕全家的人在堂屋裏敬神，我卻躲在馬房裏轎夫的破床上。那裏沒有人，沒有燈，外麵有許多人叫我，我也不應。我默默地聽著爆竹聲響了又止了，再過一會兒我才跑出來回到自己的房間去。
家裏平日敬神的時候，我也會設法躲開。我為了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是我始終照自己的意思做。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個人合作辦了一種小說雜誌，名稱就叫《十日》，一個月出三本，每本用複寫紙抄了五六份。
我是雜誌的第一個訂戶。大哥把他那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說在《十日》雜誌第一期上麵發表了，所以他們也送他一份。還有一個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