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喜歡表現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觸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發光的東西。不僅有很高的才華，他還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他工作多，事業發展，自己並不曾得到什麼報酬，反而引起不少的吱吱喳喳。那些吱吱喳喳加上多少年的小道消息，發展為今天所謂的爭議，這爭議曾經一度把他趕出文壇，不讓他給寫進文學史。但他還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給他的新的工作），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一樣地做出出色的成績。我接到從香港寄來的那本關於中國服裝史的大書，一方麵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興奮，一方麵又痛惜自己浪費掉的幾十年的光陰。我想起來了，就是在他那個新家的客廳裏，他對我不止講過一次這樣的話：“不要浪費時間。”後來他在上海對我、對靳以、對蕭乾也講過類似的話。我當時並不同意，不過我相信他是出於好心。
我在達子營沈家究竟住了兩個月或三個月，現在講不清楚了。這說明我的病（帕金森氏綜合症）在發展，不少的事逐漸走向遺忘。所以有必要記下不曾忘記的那些事情。不久靳以為文學季刊社在三座門大街十四號租了房子，要我同他一起搬過去，我便離開了從文家。在靳以那裏一直住到第二年七月。
北京圖書館和北海公園都在附近，我們經常去這兩處。從文非常忙，但在同一座城裏，我們常有機會見麵，從文還定期為《文藝》副刊宴請作者，我經常出席。他仍然勸我不要浪費時間，我發表的文章他似乎全讀過，有時也坦率地提些意見，我知道他對我很關心，對他們夫婦我隻有好感，我常常開玩笑地說我是他們家的“食客”，今天回想起來我還感到溫暖。一九三四年《文學季刊》創刊，兆和為創刊號寫稿，她的第一篇小說《湖畔》受到讀者歡迎。她唯一的短篇集“注釋2”後來就收在我主編的《文學叢刊》裏。
三
我提到坦率，提到真誠，因為我們不把話藏在心裏，我們之間自然會出現分歧，我們對不少的問題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要承認我們有過辯論，卻不曾有爭論。我們辯是非，並不爭勝負。
在從文和蕭乾的書信集《廢郵存底》中還保存著一封他給我的長信《給某作家》（一九三七）。我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橫濱編寫的《點滴》裏也有一篇散文《沉落》是寫給他的。從這兩封信就可以看出我們間的分歧在什麼地方。
一九三四年我從北平回上海，小住一個時期，動身去日本前為《文學》雜誌寫了一個短篇《沉落》。小說發表時我已到了橫濱，從文讀了《沉落》非常生氣，寫信來質問我：“寫文章難道是為著泄氣！？”我也動了感情，馬上寫了回答。我承認“我寫文章沒有一次不是為著泄氣。”
他為什麼這樣生氣？因為我批評了周作人一類的知識分子。周作人當時是《文藝》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從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氣談起他。其實我也崇拜過這個人，我至今還喜歡讀他的一部分文章，從前他思想開明，對我國新文學的發展有過大的貢獻。可是當時我批判的、我擔心的並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生活，他的行為。從文認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從文不理解他。可能我們兩人對周都不理解，但事實是：他終於做了為侵略者服務的漢奸。
回國以後我還和從文通過幾封長信，繼續我們這次的辯論，因為我又發表過文章，針對另外一些熟人，譬如對朱光潛的批評，後來我也承認自己有偏見有錯誤。從文著急起來，他勸我不要“那麼愛理會小處”，“莫把感情火氣過分糟蹋到這上麵”。他責備我：“什麼米米大的小事如×××之類的閑言小語也使你動火，把小東小西也當成敵人，”還說：“我覺得你感情的浪費真極可惜”。
我記不起我怎樣回答他，因為我那封留底的長信在“文革”中丟失了，造反派抄走了它，就沒有退回來。但我記得我想向他說明我還有理性，不會變成狂吠的瘋狗。我寫信，時而非常激動，時而停筆發笑，我想他有可能擔心我會發精神病！我不曾告訴他，他的話對我是連聲的警鍾，我知道我需要克製，我也懂得，他所說的“在一堆沉默日子裏討生活”的重要。我稱他為“敬愛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謝他。當然我並不放棄我的主張，我也想通過辯論說服他。
我回國那年年底又去北平，靳以回天津照料母親的病，我到三座門大街結束《文學季刊》的事情，給房子退租。我去了達子營從文家，見到從文伉儷，非常親熱。他說：“這一年你過得不錯嘛。”他不再主編《文藝》副刊，把它交給了蕭乾，他自己隻編輯《大公報》的《星期文藝》，每周出一個整版。他向我組稿，我一口答應，就在十四號的北屋裏，每晚寫到深夜。外麵是嚴寒和靜寂。北平顯得十分陌生，大片烏雲籠罩在城市的上空，許多熟人都去了南方。我的筆拉不回兩年前同朋友們歡聚的日子，屋子裏隻有一爐火，我心裏也在燃燒，我寫，我要在暗夜裏叫號。我重複著小說中人物的話：“我不怕……因為我有信仰。”
文章發表的那天下午我動身回上海，從文、兆和到前門車站送行。“你還再來嗎？”從文微微一笑，緊緊握著我的手。
我張開口吐出一個“我”字，聲音就啞了，我多麼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離開他們！我心裏想：“有你們在，我一定會再來。”
我不曾失信，不過我再來時已是十四年之後，在一個炎熱的夏天，城市充滿陽光，北平解放了。
四
抗戰期間蕭珊在西南聯大念書，一九四O年我從上海去昆明看望她，四一年我又從重慶去昆明，在昆明過了兩個暑假。從文在聯大教書，為了躲避敵機轟炸，他把家遷往呈貢，兆和同孩子們都住在鄉下。我們也乘火車去過呈貢看望他們。那個時候沒有教師節，教書老師普遍受到輕視，連大學教授也難使一家人溫飽，我曾經說過兩句話：“錢可以賺到更多的錢。書常常給人帶來不幸。”這就是那個社會的特點。他的文章寫得少了，因為出書困難；生活水平降低了，吃的、用的東西都在漲價。他不叫苦，臉上始終露出溫和的微笑。我還記得在昆明一家小飲食店裏幾次同他相遇，一兩碗米線作為晚餐，有西紅柿，還有雞蛋，我們就滿足了。
在昆明我們見麵的機會不多，但是我們不再辯論了，我們珍惜在一起的每時每刻，我們同遊過西山龍門，也一路跑過警報，看見炸彈落下後的濃煙，也看到血淋淋的屍體。過去一段時期他常常責備我：“你總說你有信仰，你也得讓別人感覺到你的信仰在哪裏。”現在我也感覺到他的信仰在什麼地方。隻要看到他臉上的笑容或者眼裏的閃光，我覺得心裏更踏實。離開昆明後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寫信求他不要放下筆，希望他多寫小說。我說：“我相信我們這個民族的潛在力量”；又說：“我極讚成你那埋頭做事的主張。”沒有能再去昆明，我更想念他。
他並不曾擱筆，可是作品寫得少。他過去的作品早已絕版，讀到的人不多。開明書店願意重印他的全部小說，他陸續將修訂稿寄去。可是一部分底稿在中途遺失，他歎息地告訴我，丟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寫社會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幾冊卻都是關於男女事情的。“這樣別人更不了解我了。”
最後一句不是原話，他也不僅說一句，但大意是如此。抗戰前他在上海《大公報》發表過批評海派的文章引起強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對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議論出現。他可能感到一點寂寞，偶爾也發發牢騷，但主要還是對那種越來越重視金錢、輕視知識的社會風氣。在這一點，我倒理解他，我在寫作生涯中挨過的罵可能比他多，我不能說我就不感到寂寞。但是我並沒有讓人罵死。我也看見他倒了又站起來，一直勤奮地工作。最後他被迫離開了文藝界。
五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最初北平和平解放，然後上海解放。六月我和靳以、辛笛、健吾、唐弢、趙家璧他們去北平，出席首次全國文代會，見到從各地來的許多熟人和分別多年的老友，還有更多的為國家和人民的前途獻出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的文藝戰士。我很感動，我很興奮。
但是從文沒有露麵，他不是大會的代表。我們幾個人到他的家去，見到了他和兆和，他們早已不住在達子營了，不過我現在也說不出他們是不是住在東堂子胡同，因為一晃就是四十年，我的記憶模糊了。這幾十年中間我沒有看見他住過寬敞的房屋。最後他得到一個舒適的住處，卻已經疾病纏身，隻能讓人攙扶著在屋裏走走。我至今未見到他這個新居，一九八五年五月後我就未去過北京。不是我不想去，但我越來越舉步艱難了。
首屆文代會期間我們幾個人去從文家不止一次，表麵上看不出他有情緒，他臉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們打聽文藝界朋友的近況，他關心每一個熟人。然而文藝界似乎忘記了他。不給他出席文代會，以後還把他分配到曆史博物館做講解員，據說鄭振鐸到那裏參觀一個什麼展覽，見過他，但這是以後的事了。這年九月我第二次來北平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又成為首都，這次我大約住了三個星期，我幾次看望從文，交談的機會較多，我才了解一些真實情況。北平解放前後當地報紙上刊載了一些批判他的署名文章，有的還是在香港報上發表過的，十分尖銳。他在圍城裏，已經感到很孤寂，對形勢和政策也不理解，隻希望有一兩個文藝界熟人見見他，同他談談。他當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進水裏，多麼需要人來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了空。他隻好到華北革大去了，反正知識分子應當進行思想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