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五月十日從文離開人世，我得到他夫人張兆和的電報後想起許多事情，總覺得他還同我在一起，或者聊天，或者辯論。他那溫和的笑容一直在我眼前。隔一天我才發出回電：“病中驚悉從文逝世，十分悲痛。文藝界失去一位傑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財富不會消失。我們三十、四十年代相聚的情景還曆曆在目。小林因事赴京，她將代我在亡友靈前敬獻花圈，表達我感激之情。我永遠忘不了你們一家。請保重。”都是些極普通的話。沒有一滴眼淚，悲痛卻在我的心裏，我也在埋葬自己的一部分。那些充滿信心的歡聚的日子，那些奮筆和辯論的日子，都不會回來了。這些年我們先後遭逢了不同的災禍，在泥濘中掙紮，他改了行，在長時間的沉默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我東西奔跑，唯唯諾諾，羨慕枝頭歡叫的喜鵲，隻想早日走盡自我改造的道路，得到的卻是十年一夢，床頭多了一盒骨灰，現在大夢初醒，卻仿佛用盡全身力氣，不得不躺倒休息，白白地望著遠方燈火，我仍然想奔赴光明，奔赴希望。我還想求助於一些朋友，從文也是其中的一位，我真想有機會同他暢談！這個時候突然得到他逝世的噩耗，我才明白過去那一段生活已經和亡友一起遠去了。我的唁電表達的就是一個老友的真實感情。
一連幾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報紙，我很想知道一點從文最後的情況。可是日報上我找不到這個敬愛的名字。後來才讀到新華社郭玲春同誌簡短的報導，提到女兒小林代我獻的花籃，我認識郭玲春，卻不理解她為什麼這樣吝惜自己的筆墨，難道不知道這位熱愛人民的善良作家的最後牽動著全世界多少讀者的心？可是連這短短的報導多數報刊也沒有采用。小道消息開始在知識界中流傳。這個人究竟是好是病，是死是活，他不可能像輕煙散去，未必我得到噩耗是在夢中？！一個來探病的朋友批評我：“你錯怪了郭玲春，她的報導沒有受到重視，可能因為領導不曾表態，人們不知道用什麼規格發表訃告、刊載消息。不然大陸以外的華文報紙刊出不少悼念文章，惋惜中國文壇巨大的損失，而我們的編輯怎麼能安心酣睡，仿佛不曾發生任何事情！？”
我並不信服這樣的論斷，可是對我談論規格學的熟人不止他一個，我必須尋找論據答覆他們。這個時候小林回來了，她告訴我她從未參加過這樣感動人的告別儀式，她說沒有達官貴人，告別的隻是些親朋好友，廳子裏播放死者生前喜愛的樂曲。老人躺在那裏，十分平靜，仿佛在沉睡，四周幾籃鮮花，幾盆綠樹，每個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跟前，行了禮，將花放在他身邊過去了。沒有哭泣，沒有呼喚，也沒有噪音驚醒他，人們就這樣安靜地跟他告別，他就這樣坦然地遠去。小林說不出這是一種什麼規格的告別儀式，她隻感覺到莊嚴和真誠。我說正是這樣，他走得沒有牽掛、沒有遺憾，從容地消失在鮮花和綠樹叢中。
二
一百多天過去了。我一直在想從文的事情。
我和從文見麵在一九三二年。那時我住在環龍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創作月刊》的主編汪曼鐸來上海組稿，一天中午請我在一家俄國西菜社吃中飯，除了我還有一位客人，就是從青島來的沈從文。我去法國之前讀過他的小說，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幾次聽見胡愈之稱讚他的文章，他已經發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們見麵談了些什麼，我現在毫無印象，隻記得談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裏坐了一會，他身邊有一部短篇小說集的手稿，想找個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換點稿費。我陪他到閘北新中國書局，見到了我認識的那位出版家，稿子賣出去了，書局馬上付了稿費，小說過四五個月印了出來，就是那本《虎雛》。他當天晚上去南京，我同他在書局門口分手時，他要我到青島去玩，說是可以住在學校的宿舍裏，我本來要去北平，就推遲了行期，九月初先去青島，隻是在動身前寫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裏過得很愉快，我隨便，他也隨便，好像我們有幾十年的交往一樣。他的妹妹在山東大學念書，有時也和我們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對妹妹很友愛，很體貼，我早就聽說，他是自學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功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卻並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識和事情。
在青島他把他那間屋子讓給我，我可以安靜地寫文章、寫信，也可以毫無拘束地在櫻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來找我，我們有話就交談，無話便沉默。他比我講得多些，他聽說我不喜歡在公開場合講話，便告訴我他第一次在大學講課，課堂裏坐滿了學生，他走上講台，那麼多年輕的眼睛望著他，他紅著臉，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隻好在黑板上寫了五個字：“請等五分鍾。”他就是這樣開始教課的。他還告訴我在這之前他每個月要賣一部稿子養家，徐誌摩常常給他幫忙，後來，他寫多了，賣稿有困難了，徐誌摩便介紹他到大學教書，起初到上海中國公學，以後才到山東大學。在當時山大的校長是小說《玉君》的作者楊振聲，後來他到北平工作，還是和從文在一起。
在青島我住了一個星期。離開的時候他知道我要去北平，就給我寫了兩個人的地址，他說，到北平可以去看這兩個朋友，不用介紹隻提他的名字，他們就會接待我。
在北平我認識的人不多。我也去看望了從文介紹的兩個人，一位姓程，一位姓夏；一位在城裏工作，業餘搞點翻譯。一位在燕京大學教書。一年後我再到北平，還去燕大夏雲的宿舍裏住了十幾天，寫完了中篇小說《電》。我隻說是從文介紹，他們待我十分親切。我們談文學，談得更多的是從文的事情，他們對他非常關心。以後我接觸到更多的從文的朋友，我注意到他們對他都有一種深的感情。
在青島我就知道他在戀愛。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從文和張兆和在北平結婚的消息，我發去賀電，祝他們“幸福無量”。從文來信，要我到他的新家作客。在上海我沒有事情，決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開中學，同我哥哥李堯林一起生活了幾天，便搭車去北平。
我坐人力車去府右街達子營，門牌號數記不起來了，總之，順利地到了沈家。我隻提了一個藤包，裏麵一件西裝上衣、兩三本書和一些小東西。從文帶笑地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來了”，就把我接進客廳。又介紹我認識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這裏。
客廳連接一間屋子，房內有一張書桌和一張床，顯然是主人的書房。他把我安頓在這裏。
院子小，客廳小，書房也小，然而非常安靜，我住得很舒適。正房隻有小小的三間，中間那間又是飯廳，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還有別的客人，卻讓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點拘束。但是除了這個，我在這裏完全自由活動，寫文章看書，沒有幹擾，除非來了客人。
我初來時從文的客人不算少，一部分是教授、學者，另一部分是作家和學生。他不在大學教書了。楊振聲到北平主持一個編教科書的機構，從文就在這機構裏工作，每天照常上、下班，我隻知道朱自清同他在一起。這個時期他還為天津《大公報》編輯《文藝》副刊，為了寫稿和副刊的一些事情，經常有人來同他商談。這些已經夠他忙了，可是他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天津《國聞周報》上的連載，《記丁玲》。
根據我當時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著每一周的《國聞周報》，這連載是受到歡迎，得到重視的，一方麵人們敬愛丁玲，另一方麵從文的文章有獨特的風格，作者用真摯的感情講出讀者心裏的話。丁玲幾個月前被捕，我從上海動身時，《良友文學叢書》的編者趙家璧委托我向從文組稿，他願意出高價得到這部“好書”，希望我幫忙，不讓別人把稿子拿走。我辦到了。可是出版界的形勢越來越惡化，趙家璧拿到全稿，已無法編入叢書排印，過一兩年他花幾百元買下一位圖書審查委員的書稿，算是行賄，《記丁玲》才有機會作為“良友文學叢書”見到天日。可是刪削太多，尤其是後半部，那麼多的××！以後也沒有能重版，更說不上恢複原貌了。
五十五年過去了，從文在達子營寫連載的事，我還不曾忘記，寫到結尾他有些緊張，他不願辜負讀者的期待，又關心朋友的安危，交稿期到他常常寫作通宵。他愛他的老友，他不僅為她呼籲，同時也在為她的自由奔走。也許這呼籲、這奔走沒有多大用處，但是他盡了全力。
最近我意外地找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寫給從文的信，裏麵有這樣的話：“前兩個月我和家寶常見麵，我們談起你，覺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人的隻有你，至少你是第一個。這是真話。”
我記不起我是在什麼情形裏寫下這一段話，但這的確是真話。在一九三四年也是這樣，在一九八五年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在家養病，假牙未裝上，講話不清楚。幾年不見他，有一肚皮的話要說，首先就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信上那幾句。但是望著病人的浮腫的臉，坐在堆滿書的小房間裏，我覺得有什麼東西堵塞了咽喉，我仿佛回到了一九三四年、三三年。多少人在等待《國聞周報》上的連載。他那樣勤奮工作，那樣熱情寫作。《記丁玲》之後又是《邊城》，他心愛的家鄉的風景和他關心的小人物的命運，這部中篇經過幾十年並未失去它的魅力，還鼓舞美國的學者長途跋涉，到美麗的湘西尋找作家當年的腳跡。
我說過我在從文家作客的時候，他編輯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和讀者見麵了。單是為這個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麵工作：寫稿、組稿、看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從未聽見他訴苦。我為《文藝》寫過一篇散文，發表後我拿回原稿。這手稿我後來捐贈北京圖書館了。我的鋼筆字很差，墨水淺淡，隻能說是勉強可讀，從文卻用毛筆填寫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謝謝他，可是我知道他從來就是這樣工作，他為多少年輕人看稿、改稿，並設法介紹出去。他還花錢刊印一個青年詩人的第二本詩集並為它作序。不是聽說，我親眼見到那本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