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黃裳來訪，問起我的《隨想錄》，他似乎擔心我會中途擱筆。我把寫好的兩節給他看；我還說：“我要繼續寫下去。我把它當作我的遺囑寫。”他聽到“遺囑”二字，覺得不大吉利，以為我有什麼悲觀思想或者什麼古怪的打算，連忙帶笑安慰我說：“不會的，不會的。”看得出他有點感傷，我便向他解釋：我還要爭取寫到八十，爭取寫出不是一本，而是幾本《隨想錄》。我要把我的真實的思想，還有我心裏的話，遺留給我的讀者。我寫了五十多年，我的確寫過不少不好的書，但也寫了一些值得一讀或半讀的作品吧，它們能夠存在下去，應當感謝讀者們的寬容。我回顧五十年來所走過的路，今天我對讀者仍然充滿感激之情。
可以說，我和讀者已經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關於我的寫作或者文學方麵的事情，我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講，那就是對讀者講的。早講遲講都是一樣，那麼還是早講吧。
我的第一篇小說（中篇或長篇小說《滅亡》）發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說月報》上，從一月號起共連載四期。小說的單行本在這年年底出版。我什麼時候開始接到讀者來信？我現在答不出來。我記得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光明》，描寫一個青年作家經常接到讀者來信，因無法解答讀者的問題而感到苦惱。小說裏有這樣一段話：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裏，它們苦惱地望著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訴他。
這難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惱？那個年輕的小說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從日本回來，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了幾種叢書，這以後讀者的來信又多起來了。這兩三年中間我幾乎對每一封信都作了答複。有幾位讀者一直同我保持聯係，成為我的老友。我的愛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讀者。她讀了我的小說對我發生了興趣，我同她見麵多了對她有了感情。我們認識好幾年才結婚，一生不曾爭吵過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間寫過不少答複讀者的公開信，有一封信就是寫給她的。這些信後來給編成了一本叫做《短簡》的小書。
那個時候，我光身一個，生活簡單，身體好，時間多，寫得不少，也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回答讀者寄來的每一封信。後來，特別是解放以後，我的事情多起來，而且經常外出，隻好委托蕭珊代為處理讀者的來信和來稿。我雖然深感抱歉，但也無可奈何。
我說抱歉，也並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〇年年尾，我從重慶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個星期左右。曹禺在戲劇專科學校教書。江安是一個安靜的小城，外麵有什麼人來，住在哪裏，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剛剛住了兩天，就接到中學校一部分學生送來的信，請我去講話。我寫了一封回信寄去，說我不善於講話，而且也不知道講什麼好，因此我不到學校去了。不過我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我會經常想到他們，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他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我說，像我這樣一個小說家算得了什麼，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給他們帶來溫暖，不能支持他們前進。我說，我沒有資格做他們的老師，我卻很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在他們麵前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地方。當他們在舊社會的荊棘叢中、泥濘路上步履艱難的時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夠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給他們用來加一點力，那我就很滿意了。信的原文我記不準確了，但大意是不會錯的。
信送了出去，聽說學生們把信張貼了出來。不到兩三天，省裏的督學下來視察，在那個學校裏看到我的信，他說：“什麼‘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什麼‘你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什麼‘在你們麵前我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這是瞎捧，是誘惑青年，把它給我撕掉！”信給撕掉了，不過也就到此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還打過小報告，但是並沒有製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來，多寫了二十多年的文章，當然已經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寫作的十年。“注釋2”話又說回來，我在信裏表達的是我的真實的感情。我的確是把讀者的期望當作對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貢獻一點力量，如果不是想對和我同時代的人表示一點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盡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所應盡的一份責任，我為什麼要寫作？但願望是一回事，認識又是一回事；實踐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絕不能由我自己一個人說了算。離開了讀者，我能夠做什麼呢？我怎麼知道我做對了或者做錯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讀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貢獻呢？隻有讀者才有發言權。我自己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意見。倘使我的作品對讀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讀者就會把它們扔進垃圾箱，我自己也隻好停止寫作。所以我想說，沒有讀者，就不會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說，讀者的信就是我的養料。當然我指的不是個別的讀者，是讀者的大多數。而且我也不是說我聽從讀者的每一句話，回答每一封信。我隻是想說，我常常根據讀者的來信檢查自己寫作的效果，檢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這樣地檢查，也常常這樣地責備自己，我過去的寫作生活常常是充滿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