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尤其是抗戰以前，讀者來信談的總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個人的苦悶以及為這個前途獻身的願望或決心。沒有能給他們具體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隻能這樣地鼓勵他們：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幹淨。在回信裏我並沒有給他們指出明確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說不同，在信裏我至少指出了方向，並不含糊的方向。對讀者我是不會使用花言巧語的。我寫給江安中學學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憶中出現。我至今還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會見的那些年輕讀者的麵貌，那麼善良的表情，那麼激動的聲音，那麼懇切的言辭！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見過不少這樣的讀者，我同他們交談起來，就好像看到了他們的火熱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說《春》的序言裏說：“我常常想念那無數純潔的年輕的心靈，以後我也不能把他們忘記……”我當時是流著眼淚寫這句話的。序言裏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們的朋友”，這說明我多麼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啊！我後來在江安給中學生寫回信時，在我心中激蕩的也是這種感情。我是把心交給了讀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寫信問我什麼是寫作的秘訣。從五十年代起提出這個問題的讀者就多起來了。我答不出來，因為我不知道。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給讀者。我最初拿起筆，是這樣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後我還是這樣想。我不是為了做作家才拿起筆寫小說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在巴黎寫小說，我住在拉丁區，我的住處離先賢祠（國葬院）不遠，先賢祠旁邊那一段路非常清靜。我經常走過先賢祠門前，那裏有兩座銅像：盧騷和伏爾泰。在這兩個法國啟蒙時期的思想家、這兩個偉大的作家中，我對“夢想消滅不平等和壓迫”的“日內瓦公民”的印象較深，我走過像前常常對著銅像申訴我這個異鄉人的寂寞和痛苦；對伏爾泰我所知較少，但是他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為西爾文的冤案、為拉巴爾的冤案、為拉裏一托倫達爾的冤案奮鬥，終於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複名譽，幸存者免於刑戮，像這樣維護真理、維護正義的行為我是知道的，我是欽佩的。還有兩位偉大的作家葬在先賢祠內，他們是雨果和左拉。左拉為德萊斐斯上尉的冤案鬥爭，冒著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於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