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大公報》上讀到白傑明先生的一篇文章，裏麵有一句話我非常欣賞：“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創新意義的東西來，非得讓人家探索不可。”“注釋2”在我的周圍，有些人聽見“探索”二字就懷疑，甚至擔心。有一份受到批判的地下刊物不是叫做《探索》嗎？我還是那句老話：我沒有讀過這類刊物，沒有發言權。我講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有人警告說：“你要探索，要創新，就是不滿現狀，‘不滿現狀’可要當心啊！”
不滿現狀，說對了。不滿現狀（也就是不安於現狀）有多種多樣：有的人不滿意自己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別人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小範圍的現狀，有的人不滿意大範圍的現狀。
談到別人的現狀，談到大範圍的現狀，問題就大了，因為別人會覺得他的現狀很好，會覺得大範圍的現狀很好，你不滿意，當然容易引起爭論。例如我們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領取幾塊、十幾塊錢稿費也得自己到郵局排隊；一個幾本書的郵包也要自己去拿；什麼事都要自己去辦，我還有兒子和女婿可以幫忙。我一位朋友年過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處理這些事，就感到困難了。又如我還有一個朋友在大學裏教書，她說她有時得自己去搬運講義、教材。……對這類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各人為自己服務”是對知識分子改造的成績，我過去也是這樣想的。可是我想來想去，現在卻有了另一種想法：一個人為自己服務的時間越多，他為人民服務的時間就越少。這樣的話近兩年來我到處講、反複講（“四人幫”橫行時期我沒有發言權），並不起作用。我不滿意這些現狀，別人卻不是這樣看。再如有人說我們社會裏已經有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現象，在電視機熒光屏上我卻看見了審判盜竊殺人犯的場麵。別人說這不是主流，他說得對，但他說的“美妙”裏總不能包括盜竊殺人吧。爭論起來是很麻煩的事，何況我缺乏辯才！
所以我隻談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顧我的過去，我隱隱約約記得的是在廣元縣知縣衙門裏的事情，這是最早的回憶！那個時候我不過四五歲，人們叫我“四公爺”（即四少爺），我父親在二堂審案，我常常站在左側偏後旁聽。這說明我是個官僚地主的少爺。我從小就不滿意這個現狀，覺得做少爺沒有意思，但當時我並沒有認為生在大戶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談不到立誌背叛自己的階級。我隻是討厭那些繁重的禮節，而且也不習慣那種把人分為上等人與下等人的“分類法”。關於禮節，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過生日，我的父母在廣元慶祝，要我叩頭，我不肯，就挨了一頓打。幸而我的父母當時不懂得“無限上綱”，打過就算了事，還允許我一生保留著對禮節和各種形式主義的厭惡。
至於說到“分類法”，我對它的不習慣（或者可以說不滿意）表現在我喜歡生活在所謂“下等人”中間，同他們交朋友，聽他們講故事，我覺得他們比較所謂“上等人”像老爺、少爺、老太爺之類心地單純得多，善良得多。當時我絕沒有想到什麼“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歡到聽差們住的門房裏去，到轎夫們住的馬房裏去，隻是因為我熱愛這些人，這時我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孩子了。在我們家裏人看來這是“不求上進”、“有失身份”的舉動。可是沒有人向上麵打小報告，我祖父、父親、叔父們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橫加幹涉，我照舊在門房和馬房裏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後，我發現了大門以外的廣闊的世界，我待在家裏的時間就少了，不久我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補習班。
以上的話隻是說明：一，我不曾受過正規的教育；二，我從來不安於現狀，總想改變自己的現狀。我家裏“上麵的人”從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對我已經沒有任何權威了）都希望我做一個“揚名顯親”、“有錢有勢”的人，可是我不會走那條現成的路，我不會讓他們牽著鼻子走。
從我生下來起，並沒有人命令我寫小說。我到法國是為了學一門學問。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會在巴黎開始寫什麼小說，結果兩年中什麼也沒有學會，回國後卻找到了一樣職業：寫作。家裏的人又再三叮囑要我走他們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沒有人給我安排的那一條。盡管我的原稿裏還有錯別字，而且常常寫出冗長的歐化句子，但是我邊寫、邊學、邊改，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一個道理：人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
這幾年來我常常想，要是我當初聽從我家裏人的吩咐，不動腦筋地走他們指引的道路，今天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的結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裏寫過一個小知識分子（一個肺病患者）的死亡，這就是我可能有的結局，因為我單純、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會討好別人，耍不來花招，玩不來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雲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諾諾地依順別人，我祖父要我安於現狀，我父親（他死得早，我十三歲就失去了父親）要我安於現狀，我大哥也要我安於現狀，我就隻好裝聾作啞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歲時神經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歲時破產自殺，那麼我怎樣活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