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1959年的時候日子還勉強能過，全縣人都是吃食堂，從地裏勞動回來就去食堂排隊。一個大隊一個食堂，一天的時間用在食堂的排隊上倒似乎比用在地裏的還多。排完早晨排中午，排完中午排晚上。賀紅雨一家四口人輪著去排隊。可是越到後來糧食越不夠吃，打到的飯越來越稀，不夠四個人吃，隻能拿回家以後再往裏麵摻水，然後灌到肚子裏，把肚子灌圓了就會有一種類似於吃飽了的幻覺。再到後來，打到的飯越來越少越來越稀，人們根本吃不飽飯，眼睛都餓藍了，人們就開始搶飯。一個人剛從窗口把飯打出來，就有人上去搶，打飯的人死死抱著盆不放，一麵死命抱著不放一麵大口大口地往飯裏麵吐唾沫。搶飯的人有的看著惡心就罵著走開了，再踅摸別人的飯去。還有的就是見飯裏麵漂著黏稠的雪白的唾沫也還是要搶，搶過來把那層唾沫刮掉就把自己的臉埋進去啃，連筷子都不用。
因為是右派的家屬，賀紅雨經常被人欺負，動不動還要受些打罵。在安定縣裏成了最沒有地位的群體。那時候已經是工分製了，勞動一天有一天的工分，右派家屬也得勞動，隻是得到的工分要遠比其他人家低。一次隊裏派她去地裏摘豆角，她走得時候還挺高興，因為想著看能不能在摘豆角的時候悄悄藏幾隻回來給孩子們做和子飯吃。結果走了一會兒她就哭著回來了。女女正等著她能拿回些豆角來下鍋呢，家裏已經沒有一粒米了。卻見她沒走一會兒就回來了，兩手空空，一隻豆角都沒有帶回來，當時竟失望得將近於惱怒了。準確地說，是饑餓讓她惱怒了。她跺著腳問，媽，你怎麼又回來了，豆角呢。賀紅雨哭著說，她們不讓我摘，說我是右派家的，會給她們投毒，我剛走到地邊，她們就把我趕走了。這下別說沒豆角吃了，就連這天的工分都沒有了。一整天裏顆粒未進。
賀紅雨想那些摘豆角的女人，其實都是些老相識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多少年了在這屁股大的縣城裏抬頭不見低頭見，連對方的祖宗八代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以前到夏天的時候不是你家給我家送個倭瓜，就是我家送你家兩個玉米。怎麼一扣上右派的帽子，就忽然反目成仇了呢？她什麼時候有心害過她們，她們怎麼忽然之間就把她當成了毒藥一樣，還說得那麼活靈活現，好像她在這個縣城裏就是要害人的，就是準備隨時要給她們投毒的。看來，人的身份隻要變一次，不管是升官發財還是家破人亡，這個人就是重新投胎一次，不是自己去投的，是被別人摁著重新投了一次胎。哪個人是真的就敢為自己活著？
這一天鍋裏都沒有一粒米，女女隻好帶著弟弟妹妹到地邊潛伏著，等人家都摘完了，人也走光了，他們才敢上去看地裏有沒有殘留下來的爛豆角和老豆角。順便再撿點爛菜葉子，植物的根莖，回去熬著吃。晚上，一人喝了一大碗綠瑩瑩的菜湯，這一天的飯就算解決了，然後接踵而至的就是第二天的吃飯問題，已經隔著一個黑夜遙遙向他們走來了。他們都有些恐懼的感覺，隻能早早上炕睡覺。能睡著也是暫時對抗饑餓的一個辦法。
過了兩年就到了1960年，饑餓像瘟疫席卷全國，自然也在安定縣的上空盤旋著。這時候很多人已經餓得開始浮腫，一開始的腫是隨便身上哪塊肉一按就是一個深坑，像泥土一樣，都能在這肉裏麵種東西了。到後來是全身腫到了透亮，像枚熟透的果實一樣，似乎一碰就會從裏邊擠出漿漿水水來。腳也塞不進鞋子了，幹脆就光著，身上也漸漸腫得包不住了，就也露在外麵。反正就是讓人家白看人家也不稀罕，人人都腫得像魚缸一樣，隔著皮肉都能看見有魚在裏麵遊動。這一年對所有的人來說隻有一件事情，就是吃。其他的都成了假的。當饑餓來臨的時候，其他就是天大的事情也煙消雲散了。前途毀了，親人死了都不算什麼了，再過不去的事情一碰到饑餓全是煙雲。
賀紅雨帶著三個孩子能拖過一天就是一天，她白天跟著別人去地裏勞動掙點工分，右派家屬掙的工分本來就比別人要少，人家算十個，他們算七個。再加上賀紅雨接連生孩子這幾年裏，月子沒有坐好，已經落下了病根，經常覺得身體裏虛得連二兩力氣都擠不出來，一天從地裏下來腿軟得就快走不了路了，也隻能掙五個工分。到了年底分糧食的時候，總是她分的最少，不到兩百斤糧食四個人要吃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