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揭秘五穀廟(1 / 3)

帝陵裏建廟?

大型炎帝神農陵廟皇城遺址已經無可爭議,卻為何又有五穀廟之說?且不僅本村村民人人呼之為“五穀廟”,附近村民也如是說,卻又沒有任何標誌與碑刻記載,這座陵廟從前看到後,幾乎找不出任何與五穀廟有關的印記。

同時,守陵戶後裔僅為少數,大量村民又為何能進入陵廟區域定居,他們是如何突破陵廟陰宅的無形門坎,敢於人神共居、人鬼共居呢?是什麼力量推動農民跨出最需要勇氣的這一步呢?

村民的五穀廟傳說卻也言之鑿鑿,每逢農曆四月初八炎帝神農氏誕生日,這裏“四月八,神農活,炎帝子孫都記得,祖先種地都靠他”。因此,四月初八就成為五穀神廟的廟會日。屆時,炎帝神農氏祭祀按時舉行,這裏就成為當地最大的集市。附近鄉民都來這裏燒香祈禱、祭拜炎帝神農氏祖先,或求吉祥、或禱甘雨、或祈豐收,絡繹不絕。久之,漸成一種長期沿襲的民間風俗。

廟會,這一古老的聚會形式,最初是由遠古炎帝神農時代的“社會”發展而來,又常常與貿易緊密聯係在一起。“社會”一詞在商周時期已經普遍使用,25戶為一“社”,社人聚會而為“社會”。

這個當地享有盛譽的廟會,二十世紀逐漸衰落。但為何村民熱情講述,卻找不出一點曆史印記呢?

與炎帝陵碑亭相接的東廂房,土地改革時劃屬張文秀所有。西廂房沒有歸屬,裏麵空無一物,也沒有一點其他物件可資參考。後來存放廟裏的殘碑石刻。

當筆者問到正殿門前躺著的幾塊不久前剛收集回來的殘碑時,張文秀指著其中一塊石碑上的落款“住持春喜”,告知“這是我爺爺”。驚異之餘細看碑文。

這是民國三十年之《重修炎帝廟名神殿禪房並補修橋梁擴大舞樓新繪已竣及細說款項來源》碑,碑文有“換馬嶺炎帝陵種種遺跡昭昭可考……換馬嶺炎帝廟為上廟,有炎帝塚在焉,後人建五穀廟於此……城東是為下廟。在下廟未創建前,縣官朔望行香春秋祭祀大典必須親詣換馬嶺五穀廟炎帝陵□□□□不敢廢弛……住持春喜”。

碑文信息的關鍵,莫過“後人建五穀廟於此”。那麼“此”是哪裏呢?張文秀明確告知碑在本村找到,屬早年從五穀廟買走建房使用。這就排除了外村的可能。但本村另有五穀廟嗎?還是即此廟呢?碑文“換馬嶺五穀廟炎帝陵”似乎已經告知,“炎帝陵”在“五穀廟”內。那麼碑題《重修炎帝廟名神殿禪房……》,為何又稱炎帝廟呢?

反複斷句後認定,應為“重修—炎帝廟名(名稱之門額)”和“神殿禪房”等,那麼“後人建五穀廟於此”即說明炎帝廟早已更換名稱,從“重修”可知,民國三十年即1941年修繕門額,當時改名五穀廟的時間絕不在幾十年以內。

根據收集的明代崇禎四年《重修炎帝廟太子殿碑記》記載“換馬東南有炎帝廟古址”。另一通明代天啟七年《重修三嵕殿碑記》記載:“神農炎帝廟內西北原係莊裏村善人修蓋三嵕神空殿三間……”;兩通碑刻製時間僅相差4年,碑文記載擇選陰陽的先生都是王宗教。可見到了明代末期,這裏依舊還是神農炎帝廟,改為五穀廟隻能在其後。而且剛重修了正殿的東、西兩座角殿,並無改廟名之舉。而崇禎年號共17年,在此之後13年就改朝換代,這13年內政局飄搖,改變廟的名稱之可能性不大。因此,極有可能是進入清代以後改的五穀廟名稱。剛收集回來的這些石碑,居然有可能成為打開五穀廟曆史之門的鑰匙。

1941年是抗日戰爭時期,距今相去未遠。張文秀老先生這時依稀想起,當時在鍾鼓樓之間有山門,中門門額就是“五穀廟”。平日鄉民從兩個邊門進出,隻有縣令以上的官員前來,方打開中門迎送。

另一塊躺在地下的《重修西陪房碑記》,則直接描繪了每逢四月初八炎帝廟會,五穀廟“民商雲集”。“雲集”二字,極為傳神,那麼,村民傳說當年“走揚州、下漢口,不如五穀廟裏當社首”就應是名不虛傳了。

此碑文的一個關鍵內容,是“西陪房”的名稱。按照一般大型宮殿廟宇特別是宋代《營造法式》的規範,正殿兩邊的建築應該是配殿,即東配殿、西配殿。炎帝神農氏陵廟皇城如此高的規格,如此巨大的規模,一定應該有兩廂的配殿,為何卻稱作“西陪房”呢?

看現在的“西陪房”,即便使勁往高裏說,也無論如何不能稱作“配殿”,隻能是個陪房。再看鹹豐八年的那篇碑文,“…無奈曆年久而西陪房六楹漸致摧傾之勢矣。忽於丁巳年廢墮不堪。六村社首目擊心憂,回邀眾村以謀,眾村均無異言隨分捐金,做修建之舉……”原來是西陪房年久失修不堪再用,周邊六個村莊的社首協商修繕,各自回村由各家分攤捐助辦理,捐助最多的不過“四千文”,屬民間自籌修繕,當然就隻能是沿襲修繕“西陪房”而不可能重建“西配殿”了。我們見到如民房一般的麵貌時稱作西廂房,確已不是炎帝神農配殿的規製,早已是“五穀廟”的村級規格了。

張文秀告知,五穀廟鍾鼓樓以外的民居,都是1991年經村委會統一規劃建造,在此之前,鍾鼓樓至戲台之間是一個大廣場。廟會時商賈雲集,廟會來客不下萬人。廟會的組織者就是社首,辦公地點就是現在看來毫不起眼的西陪房。每年正式廟會日雖然隻有一天,但趕會做生意的客商早幾天就已川流而來,吃喝娛樂等附屬經營活動隨之進入,廟會早幾天就已經繁榮起來。到四月初八之後,客商也不會馬上散去,許多生意還要繼續做幾天。因此,廟會之前自農曆四月初一開始,社首人等就要進駐西陪房辦公,直至四月十四結束。之後,廟會管理的銀兩進出賬目要用紅紙張榜公布於正殿前靠西的牆上。社首要帶領全體管理人員到五穀廟炎帝老爺塑像前跪地禱告。禱辭大意是“炎帝老爺在上,如有貪汙天打五雷轟……”。

清道光年的幾塊《補修炎帝廟碑記》殘碑拚合一處,依稀的碑文佐證了社首的管理職權:“…(演)奇樓之處亦盡木朽……錢壹佰四十九千權……工修理補葺,演義……為物料朽三棵以……新加圍屏所有花費錢……養鬆樹五十株以補前……”社首管理事無巨細,開支費用之詳盡無餘,非尋常廟宇修繕碑記可比。由此可以窺見,炎帝廟會社首的職能,已經由一般的組織管理費用收支,演變為兼管陵廟的維修補葺、設施添置、戲班約請、補植樹木乃至陵廟內樹木伐用決策,延及周邊“大橋”等等,完全取代了一般廟宇傾圮時四處化緣,或請官員惻隱支助的慣常做法,這是“非先帝生民之德”“樹藝五穀,德配三皇,造三農興萬世,治民之本”的炎帝神農氏之威望依托而難以仿效的管理模式。

由於許多客商帶來騾馬車輛,張文秀爺爺是五穀廟住持,自然要負責安排。目前張文秀一家居住的院子在五穀廟東北角牆外緊靠牛王殿馬王殿的東北角。他告訴我們,當年與此住房同一排,有七間敞篷馬廄,都配有馬槽草料,客商車馬可以來此存放,自然收取一定的草料服務費用。帶來車馬的,都是大戶客商,許多都是多年老客戶,生意總是興隆,大家都能滿載而歸,因此互相來往都很客氣,雖屬收費服務卻很寬容,屬純樸民風背景的友情往來。

廟會期間少不了唱戲酬神,大家為圖紅火吉慶有助賺錢,都要湊份子請戲班唱大戲,這些事都由社首操辦。戲台前麵是大廣場,看戲的自然是人山人海。我們看“戲”字,左邊“又”字,甲骨文是一隻手,一般代表右手;右邊是“戈”,右手持戈如果不是作戰,就是表演、就是演戲,極為形象。繁體“戲”字包含“虎”“豆”“戈”,說明演繹的戲劇,內容主要是人間古代戰爭,虎代表獸皮,“豆”是一種餐具,餐具上蒙獸皮就是鼓,敲鼓舞戈,就是演戲。一個“戲”字幾乎就是一台戲。

每年四月初八莊裏村廟會結束後,戲班子還必須去長治縣蘇店原家莊唱戲,原家莊西北角也有一座炎帝廟,至今還有遺址。為什麼對長治縣原家莊要有例外的待遇呢?

本地世代相傳炎帝神農氏第一位夫人娘家住原家莊,是原配夫人原來住家的村莊之意,因此這邊有什麼好事都忘不了有娘家一份,廟會紅火自然也要送一台戲過去。一台戲,那就是一個戲班子到另一個縣演出的全部食宿行演出費用,需要一筆銀錢。如果沒有炎帝神農氏與原妃這層關係,怎會有主動送戲即送錢的事情?莊裏村八旬老人牛永振兒時曾隨長者去送戲,至今仍津津樂道。隻有幾千年始終不斷延續下來的古老傳統形成的遺風,才可能長期堅守至今。這裏蘊藏的是極其深厚的炎帝神農氏族風俗之內涵,是極為獨特的文化現象。

莊裏村每年七月十五是神農節,要祭祀炎帝神農氏。每到這一天,要將炎帝神農像請到田間,村民要到地裏拔一些黍、稷、麥、菽、麻等作物,要連根拔起,豎到五穀廟正殿炎帝像前,焚香祭拜,家家戶戶還要蒸麵豬麵魚作供品。此風俗一直延續至今。山西晉中以北的定襄縣與此極為相似,時間、形式都相同,區別僅是貢獻麵羊與穀穗。

高平市除莊裏村四月初八廟會外,還有秦城村,即秦趙長平之戰時秦軍統帥部所在之村正月二十的古廟會;長平村農曆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的廟會;北王莊農曆七月十五的物資交流會;王報村農曆七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的物資交流會等。眾多不同日期和規模的商貿廟會,構成高平豐富多彩的地方廟會傳統。

山西中部以南,民間祭祀神農氏的傳統方式和時間各異。秋分以後的祭祀活動為最盛,祭品多以白麵蒸食為主,以秋天的豐收回報神農氏。陵川等地秋收後,在祭祀台擺設油炸食品,鼓吹祭祀神農氏,喜慶豐收;絳縣秋收後的社祭活動叫“閉神門”。平遙秋收後都在十月十五,叫“祭土地”,農家要蒸麵雞、麵魚、麵兔等,還從田中取土一筐,於院中放供,供後放回原處,將供品埋入土堆。

六月初六,古稱“天祝節”,榆次百姓稱“五穀節”,農家要在穀物上掛花絮、以祈豐收。榆社等地為“牛羊節”,農戶家家要蒸麵魚,吃麵條,喝白酒。太穀等地為“瓜王節”,瓜農要在瓜田壘小神閣,用饅頭祭祀,祈求瓜王保佑豐收。

《周易》《五德誌》等都記載了炎帝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是炎帝神農氏時代集市貿易的傳承寫照。“日中為市”是采用土圭測影測量時間的方法確定集市貿易的時間。

日中為市

關於“土圭測影”,甲骨文的“土”字為“丄”,表示凡氏族居住的地方,都要立表木測日影以掌握時間,也因此標誌占有此處土地。社會的“社”字,即是歸類加了“礻”字旁的“丄”字。《漢書》記載商朝、周朝25家為一社,即以表木為標誌占有這片土地,鄰裏鄉黨謀公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