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重大的炎帝中廟整修工程，就這樣完全展示在我們麵前，太子殿經費之謎，似乎應該有了答案。
那麼，元朝末期王德誠夫婦建造太子殿之舉，似乎也應該沒有經費之憂，隻是銀兩如何計劃使用，如何料理操辦的事。但為什麼建造一座規模有限的太子殿，卻是延續了十一年、跨越元、明兩個朝代的工程呢？
王德誠本人就是守廟人，雖開工不久去世，其妻繼續未完成的工程，而且是建造炎帝神農廟，眾望所歸之舉，似乎不該有許可審批方麵的問題。是獨力難支嗎？婦人非工匠，經費支出就能解決。難道是無法獲得支持？支持常常就是給予經費，本縣官府以縣治東關下廟祭祀為主，而下廟的修繕尚且常常無人問津，豈有能力顧及邊遠鄉村廟宇？以下廟作參照，或許隻能是經費不繼這個原因。太子殿建造完全可能是依靠逐年積累的香資，曆年逐漸完成。因財力所限，空間局限，隻能建造如此規模的殿堂。匠人也因此挖空心思選擇了這種建築模式，卻反而成就了高平唯一的這座無梁殿，成為目前高平僅有的列入國家保護級別的兩座國寶級建築文物之一。
我們確實不能以清代一通碑刻描述的商業繁榮，以主觀臆測來懷疑這位元代婦人的創業艱辛，真正是難能可貴。
太子殿西邊的西陪房牆根下部，有一塊明萬曆十二年的碑記，碑文有“下台村古有敕封神農炎帝廟”。迄今為止，高平的所有炎帝神農廟，明確有碑刻記載的僅此一處為皇帝敕封（換馬嶺炎帝神農氏陵廟合理推斷應屬敕封，有金龍繞梁，但尚未找到那座四龍在上的巨型碑刻），在儒家思想居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這就是最高的官方認同。如果敕封後經曆的年代不遠，當時應該有碑刻可資查考並傳承記載下來，顯然當時已經不能從風化的碑刻裏找出敕封的年代。那麼，就當時來說，能把有關記載敕封的碑刻磨蝕的無可辨認，這歲月至少也應該在千年以上，遠達秦漢時代。碑文“下台村古有敕封神農炎帝廟”中“古有”二字，即是全部有效信息。1992年版高平縣誌的編纂者就因此將炎帝中廟稱作“中古廟”，也是字有所據了。
中廟院內正殿坐北朝南，放眼望去，正殿氣勢雄偉，琉璃瓦覆頂，顯示著超凡脫俗的規格。正殿內寬敞明亮，麵闊五間，四根石柱鼎立，木梁結構，金龍繞梁在上。金龍都是真金鑲嵌，與換馬嶺炎帝神農陵廟正殿屬同等規格。正殿原來還懸掛不少宮燈，到特定的節日點燃，正殿燈火輝煌，完全是一派皇家的排場。
年號懸疑
正殿東牆壁鑲嵌的清康熙年《重修炎帝廟並各祠殿碑記》，對創建中廟的記載同樣為“奉敕建立，其來遠矣！創興之始，杳不可考，重修則於至元之年”。由此來看，元代“至元”之年重修時，已是曆代反複重修，創建的曆史早已“杳不可考”。
台灣學者柏楊認為，中國曆史最使人困擾的就是年號問題。年號本是中國在文明史上一大貢獻，現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鮮、南詔、渤海，都是效法中國使用年號的。但中國的年號除了表示紀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還表示祈福、歌頌和改朝換代。一個新政權興起、或一個新帝王登極、或發生一件自以為很大的喜慶以及什麼理由都沒有隻是興之所至，都會產生一個新的年號。當中國內亂時，列國林立，年號如雨後春筍，目不暇接，如386那一年，中國境內就先後出現了十六個年號。
即使在統一時期，年號所造成的氣氛，也十分緊張。如唐朝第三任皇帝李治，在位僅三十六年，卻改了十次年號。南周第一任皇帝武曌在位的時間更短，隻有16年，卻改了14次年號。
有些時候，甚至一年之中，也一改再改。如528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氣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詔書剛出大門，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詔書又剛出大門，接著就第三次改元，使當時的國人不勝其煩。同時也顯示出這種年號製度的嚴重缺點，就是在時間上造成嚴重混亂。
例如元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朝至元六年，相距幾年？一般認為當然是相距五年。這答案是對的，但不是絕對的對，事實上它可能相距77年，因為元王朝有兩個至元年號，一個始於1264年，一個始於1335年。
又如天授三年與如意元年，以及與長壽元年，又相距幾年？答案是它們同為692年，相距隻不過幾月。假如考古學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麵刻著“建平元年製造”，恐怕世界上最權威的史學家和最權威的自然科學家都不能確定它的正確年代，因為它可能是紀元前6年，可能是紀元後330年，可能是386年，可能是398年，可能是400年，可能是415年，可能是454年，也可能是508年。
那麼，元代兩個“至元”年號，這個“至元”可能是哪個年號呢？
第一個“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二個年號，前後沿用31年。從“重修”的行為來看，元初時炎帝神農高廟自羊頭山遷至換馬嶺，顯然是一個大規模重建重修時期，完全可能修繕了中廟。由“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農”為高廟遷建時間，舉國開始祭祀神農，此時重修可能性最大。
“杳不可考”的“杳”字，是“日”在“木”下，就是古時在地麵樹立掌握時刻的圭表，當日落於圭表以下、即地平線以下時，就什麼都看不見了。引申為看不到、聽不到、沒有信息，即為“杳”字本意。組詞常有“杳無音信”“杳無人煙”“杳無蹤影”乃至“杳不可考”。
碑刻記載“吾泫有上、中、下三廟，在換馬者為上，在縣治東關者為下，而餘鄉則其中也”。“餘鄉”是其餘的鄉嗎？在場的李濤、張保德、邢中偉、邢安根、郭換中等村幹部糾正了我的疑惑，“餘鄉”即是本鄉之意，正如此廟門額題字“炎帝中廟”。另據院內東陪房門前清宣統三年（1911年）《重修炎帝廟暨村中諸神殿碑記》載：“本邑北界羊頭山上有高廟，城東關有下廟，下台村建廟未知創自何代，稱為中廟”得以證明。並且與“創興之始，杳不可考”同樣是“未知創自何代”。
碑文有一句重要的記載：“羊頭山故有神農氏祠，環山居民歲時奉祀”。下台村距離羊頭山僅8裏，山上的“神農氏祠”即為“高廟”，環繞羊頭山周圍居住的村民每年都要上山祭祀炎帝，以祈禱五穀豐收。據村民介紹，每年到祭祀的那一天，上山祭祀者不下萬人，是高平一年裏最重要的活動。
無意間，又一次重修的記載被意外地發現。
殿前墊高為三層台基，沙質石條之間斷續鑲嵌著四塊青石，上麵雕刻著精美的花紋。最靠東邊的一塊，由於緊靠台基的一株古柏持續生長，根部隆起而被頂了起來，台基便不平整，而且樹身遮擋了青石的右邊部分。經村裏孟廣發老人指點，我們向被遮擋的青石部位窺視，發現青石右端自上而下清楚地刻寫著“至正四年歲次甲申後二月廿五日”。這個年號，比第一個至元年號晚了約80年，在第二個至元年號之後9年。
那麼，七百多年前，炎帝中廟就已經被久遠滄桑的歲月磨礪得“杳不可考”，這本身就在向我們傳遞著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世紀的久遠信息。
令人疑惑的是其中那個“後”字。如果沒有這個“後”字，“甲申二月廿五日”就很明確，那麼這個“後”字意義何在呢？
孟廣發老人果然有些道行，他摸著胡子娓娓道來。陰曆每年12個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就是354天左右，比地球圍繞太陽公轉每年實際為365天少了11天左右，三年就少了一個多月。為此采取了增加閏月的辦法，即“十九年七閏月”。這樣依舊是每年12個月，隻是有的年份多出一個閏月。例如八月之後可能增加一個閏八月。漢朝初年把閏月放在九月之後，叫做“後九月”。到了漢武帝太初元年，開始使用太史令司馬遷主持製定的“太初曆”，閏月可能分插在一年裏的各月。這個“至正四年歲次甲申後二月廿五日”，顯然就是至正四年第二個二月，即閏二月，稱作“後二月”。一個“後”字，令吾輩長了見識。
正殿東邊稱東殿，是“蠶姑殿”，村民俗稱“姑姑殿”。姑姑即嫘祖，是我國最早開始養蠶之始祖。由此後人開始養蠶織絲，有了服裝。由“衣食住行”我們可以領會，衣食是人們最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人們常表示生活貧困就說“缺衣少食”，說節約就說“節衣縮食”，說生活富裕就說“衣食無憂”。炎帝神農氏與嫘祖共同為我們解決了衣食之憂，豈不應該享受共同祭祀？不過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炎帝神農氏還是排在首位。
東陪房是關帝廟，祭祀的是三國名將關羽。關羽生前官居“漢壽亭侯”，後來聲譽日漸提高，逐漸成為武聖人，乃至被後世封為帝王即“關帝”。但神農氏之“神”仍高於關帝，因此關帝廟居炎帝神農殿以東。
按照《重修高禖祠並太尉殿碑記》記載，“炎帝高禖祠僅兩楹，跪不容膝，即二人並肩相摩焉。有住持僧普修慨然曰，高禖神可以如是隘乎？爰化社首殷基隆寺，暨一鄉善士捐金鳩工，西陪房朝東小房高禖祠，西殿藥王殿……”落款年代為康熙五年。可知與炎帝神農正殿西麵並排的是藥王殿。
誰是藥王
炎帝中廟的藥王殿供奉的是哪位藥王，沒有找到碑刻記載。按《搜神記》記載“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太原神釜崗中，有神農嚐藥之鼎存”，《神農本草經》至今還是中醫學經典，綿延五千年中醫，皆出自神農嚐百草之後，豈有超脫神農氏之上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