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望
民國三十年《重修炎帝廟名……》碑載，“查炎帝廟吾高共有四處，羊頭山頂為高廟……換馬嶺炎帝廟為上廟……下台以城東是為下廟”，顯然，此四處是高平最重要的炎帝神農廟。但是，“下台”又在何處呢？
米東明對此了如指掌。目前的中廟村，曾經名為下太村、下台村，是神農鎮所屬的一個村，高平縣地名誌記載為“下太村中古廟”。“古”是說古老，古老的廟何來個“中”字？一段獨立的文字既然未能解釋清楚，何以貿然載入地名誌？顯然源於當時政治氣候，為回避“帝王將相”、倡導破除迷信之故。即便後世不多提及“文革十年”，但曆史記載永遠回避不了這個文化發展的特殊階段。那本高平地名誌其實編寫得不錯，惟此留有遺憾。
1995年，下台村黨支部書記袁天才根據當時團池鄉黨委書記米東明在專題工作會上關於“各村凡發現有關‘炎帝’‘神農’字樣的碑刻和文物古跡都要嚴加炎帝中廟匾額保護，立即親自彙報”的指示，找了全村二、三十名60歲以上的老人回憶本村有關炎帝的線索。不少老人說，村小學占用的廟宇正殿裏，1953年還有炎帝神農像。大隊醫生郭發弟回憶，他爺爺生前說過，此地是炎帝中廟。袁天才根據這個線索，組織村幹部仔細巡視廟宇，正門處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的線索。
巡視到正門偏西拐角處時，忽然發現牆麵隱約有所凹陷，似乎有曾經是一個門的跡象。門額處似有一個凹陷進去的石框。因白灰覆蓋字跡不能識別。立刻搬梯子提水清洗石框，字跡漸顯，正是“炎帝中廟”。
高平1992年版縣誌的記載是：“中古廟：位於縣城北10公裏團池鄉下台村，創建年代不詳，現為元代建築。有山門，無梁殿、後大殿、兩側有配殿。主體建築無梁殿一間見方，屋頂用藻井支撐，整個建築用磚石砌成，仿木構建築，建築獨特，是本縣唯一的無梁建築，保護完整，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仰望南正門左邊約10米處上方，有凹下的四個大字“炎帝中廟”，似有唐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之風。顏真卿所處唐代中期唐玄宗時期，於今河北省任縣令，卻在安祿山叛亂時期，以一介文人之軀，區區一縣之人力物力財力，組織義軍奮起抵抗擁有唐朝49%的步兵、70%騎兵之叛軍鐵騎，真大丈夫也。
安史之亂平息後，顏真卿因平叛時期的傑出事跡，任殿中侍禦史、太子太師、魯郡公等。代宗皇帝返歸長安，顏真卿建議先祭先祖陵廟，再入宮廷。他的建議遭到丞相譏諷，被斥“迂腐”。顏真卿正色道：“建議全在丞相取舍，僚屬建議何罪之有？朝廷禮儀不可因見解相左而廢”。因此得罪丞相，後“攝事太廟”，管理陵廟謁拜事務。因顏真卿組織抵抗安史叛軍，氣節勇氣聲望極高，亦書法不凡，稱顏體。世人多仿效，故宣紙覆蓋其上摹寫稱“寫仿”。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南宋的秦檜，創造了楷書，但因其陷害抗金名將嶽飛，世人鄙視之，所創楷書皆稱“宋楷”或“宋體”，竟無稱秦楷者，引以為恥。我民族之大義、氣節、民風等觀念可見一斑。
因此，唐代中期以後，“顏體”流行，遂有顏體“炎帝中廟”的門額題字。按一般建築規律，匾額應該位於廟門的上方，為什麼“炎帝中廟”四個字不在廟門正上方呢？
仔細觀察，“炎帝中廟”下麵似曾是一個拱形門，已被砌磚堵死。進入院內察看，果然是一個門洞。為什麼題字卻在一個偏門呢？來訪者多留此疑問。
進中廟正門，迎麵就是太子殿，座落於大廟南北中軸線甬道正中，遊人進出或直入太子殿穿堂而過，即所謂“登堂入室”，或兩邊繞行。說起來好像合乎情理，但現場觀察卻非如此簡單。
太子殿一間見方，屋頂無梁，以藻井的模式支撐，整個建築全部用磚石砌成，展示了這種獨特的建築特點，是高平唯一的無梁建築，古建築極少如此形製，但仔細想來，隻有正方形的建築才可能采用這種形製，卻不會是特意為了采用這種形製而采用正方形建築。
太子殿與正北方向的正殿是炎帝中廟最主要的主體建築，按照正中的位置，應是“堂”的規製，理應寬敞明亮至少有三、五間的規模，看周邊的環境卻根本不可能。因太子殿東西兩麵都有建築，之間僅留約三尺的狹窄過道。抬頭看東房簷，已經與東邊的房屋頂部相互衝突，為此，太子殿房簷到衝突處凹進去、短了一尺多，讓開了東邊房屋的頂部。顯然是東邊房屋建成在先，太子殿建成在後，不得不如此。由於空間限製麵積狹窄，迫使它隻能采取正方形的建築模式，顯然因是在原來格局的基礎上增建太子殿，不得已而為之。
中廟大門偏西、太子殿規模狹小，這似乎都不合建築規範，但不合規範必有不合規範的道理。如同民國時期山西督軍閻錫山在五台縣老家建宅院，應該取齊的院牆卻有一處拐進去呈凹字形，是因規劃時準備買下一家村民的院落，但人家不願出賣祖傳房產，閻錫山雖任一省之督軍，卻也不願仗勢欺人強買強賣，故此院牆拐進來讓過那家院子，從此倒留下一段佳話。那麼，太子殿的不合規範，一定有其不得已的原因。
果然，無梁殿內東牆上鑲嵌著一塊碑刻，是《創建神農太子祠並子孫殿誌》。碑文記載了中廟看廟人王德誠，於至正乙未年即1355年開始建太子殿，卻“出師未捷身先死”。妻子化悲痛為力量，繼承丈夫遺誌，一邊在家壘祭台祭祀其夫；一邊在外鑿石料、奠地基，鄉鄰也紛紛相助，終於十一年後之辛醜年，即1361年春竣工。碑文落款是“長平鄉貢進士宋士常撰並書”。落款有王德誠之妻杜氏、養子、石匠等姓名。
從碑文落款年代看，太子殿為元代末年元惠宗（順帝）時期開始建造，8年後元朝滅亡，太子殿落成已經是11年以後，到了明朝。
碑文雖然隻是守廟人遺孀矢誌不渝建造太子殿的故事，但其中暗含的信息卻耐人尋味。看廟人王德誠夫婦十數年建造太子殿，經費何來？碑文顯然看不出這家守廟人還有什麼產業或商業來源，以守廟人的身份判斷，卻可能是鄉民進香時捐助的善款。那麼，這就是當時鄉民進香源源不絕繁榮昌盛的一個真實縮影。其時元朝氣數已盡，政局飄搖，連年戰爭，正處改朝換代之際，鄉民對炎帝神農氏的祭祀還能依舊嗎？
一般鄉民捐助香資，憑想象一般不過幾文幾錢錙銖之數，要積累夠建廟之需，似乎也非易事。
這時，正門西傳達室的北牆根下，充作牆基材料的一通碑刻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清道光十年《炎帝中廟增修碑記》記載“廟之創建，已遠難稽。其屢次重修，以迄於今”，表述了炎帝中廟曆代均有重修，而過於久遠的碑刻，青石也會風化，字跡無法辨認，故此“已遠難稽”。而當時“炎帝正殿，瓦壞滲漏，左右神殿以及東西禪倉庫廚俱為損壞”，卻“無奈村小力微，量難成事”。果然，碑陰（碑刻正麵為陽、背麵為陰）記載本村捐助僅“三千二百五十九千文，下太村地房價四十五兩”，由此可知本村財力確實有限，因此“邀請在外貿易者，各給緣簿一本，四方勸舍募化多寡不等”。
此舉看來是一個極為有效的舉措，以炎帝神農氏在中華民族之崇高威望，炎帝中廟在中原之巨大影響，僅以本村在外經商者募集修繕資金，各地民眾、商賈便紛紛響應，踴躍捐獻，以致一通高2.18米巨大的記事碑正反兩麵都難以一一記載，遂同時專門另刻一通寬高尺度相等的《募化外域布施功德碑》，即現在置於正門東傳達室北牆根下充作牆基材料的一通碑刻。碑額題字為“萬世同慶”。
碑文記載炎帝中廟修繕銀兩募集地區24處，捐銀計有西安府繁城鎮62兩5錢，河南府50兩，開封府□兩、亳州52兩，建寧鎮35兩5錢，龍王廟85兩，會亭集72兩，清河頭36兩5錢，雲夢鄉39兩，中牟縣24兩，柳下屯38兩，東周村31兩6錢，戴家廟25兩，胡莊集10兩，屯留縣38兩，村縣24兩5錢，河南府24兩5錢，百尺鎮28兩，楚王鎮20兩，東平州11兩，均州20兩6錢，河南府20兩，柳泉集10兩，湖河鎮□兩等。捐助銀兩的商號有永豐茂、常通裕、三義德、天聚隆、永泰和等數百個商號，個人捐獻者密密麻麻達八百五十餘人。合計捐銀約略2608兩及洋錢26元，落款太學生鎮國王子璽篆。由此足見清道光時期中國商業已經極為發達，此經濟背景確保了中廟募化一舉成功。晉商被餘秋雨先生評價為“執其牛耳者”，縱橫南北，彙通天下，當然應是首當其衝。
如果僅以區區高平縣團池鄉下太村之一座普通古廟、幾位村級商人，絕無此等號召力與凝聚力。那麼，能夠一呼而百應者，唯名貫華夏之炎帝神農氏。也由此可以窺見，炎帝中廟在清朝時期極高的知名度，譽滿中原之鼎盛的香火。
有了這樣一次成功的募捐行動、2600兩以上的銀兩作基金，炎帝中廟便“將戲台移修於南，不獨局度寬，而且觀瞻肅。廟地不足，增置趙姓中地二畝五分，以成方圓。又創修西廳房五間、戲房六楹、遊廊十間。前後工費浩大，外域樂輸之項，並村人捐斂之資，同盤合算，不能完工，故將廟中古柏一株伐賣，方可畢事”。
柏樹是長壽的樹木，生長極其緩慢。因此惟古柏能夠作為大材優質優價出售，足以彌補不足之修繕銀兩，一定是一個大數目，也因此一定是一個筆直碩大粗壯之棟梁之材。聯想明代朱載堉記載羊頭山上“木皆合抱”，換馬嶺炎帝神農氏陵廟“林木深阻久矣”，都是由於曆代朝廷“禁樵采”，那麼炎帝中廟內的古柏，樹齡隻會比其更為長久，那麼這株古柏有一兩千年的樹齡應該沒有問題。以此為證，炎帝中廟創建的曆史理應推至秦漢之前似乎毋庸置疑。
這通碑刻的又一個重要的信息，是“既而又因廟之門水不合，局度不展，曾經高明堪輿指示，言將大門移修於中，而開正門，不但星宮合格，而且體統壯觀。將戲台移修於南……廟地不足，增置趙姓中地二畝五分……”這段文字，明確記載了“炎帝中廟”門額題字之下的那道門是道光十年封閉，同時正中大門建成。大門位置向正中轉移是因風水、格局規範等原因。特別是為何舊門開在一旁，皆因現在的正門處是舊戲台占據著位置，隻能開一個旁門。道光年的這次重修才將“戲台移修於南”，旁門移至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