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最早開發於山穀地區的這種草本農作物“穀”。其後逐漸開發列入糧食類的農作物都統稱穀類。“穀”以其最早誕生的身份成為糧食的總稱和代稱。以稻種植為主的南方各省，仍然把“粟穀”排列在第一位，糧食統稱依舊為“穀”。因而神農氏在《黑暗傳》中稱作“穀皇”，他沒有因後世直至今日人們最主要的糧食為麥與稻而稱作“五麥”或“五稻”，這是極其耐人尋味的。
《黑暗傳》中提到粟穀、稻、菽、麥、芝麻五種穀物，這與我國古代北方的“五穀”即黍、稷、麥、菽、麻稍有不同，增加了“稻”，而將黍、稷二者合並為同一類“粟穀”。“粟穀”這個名稱將黍與稷合稱為“穀”，穀脫了殼為“粟”，即小米。黍與稷的區別是，小米黏者為黍（“黏”字的左半邊就是黍），不黏者為稷。這種細微的區別被淡化、被含糊，似乎透露了神農架地區在《黑暗傳》長詩開始流傳的時代，黍稷已經較少生產，當地人“隻知其有”，卻少有接觸，因此對那種細微差別不易分辨。但稱炎帝神農氏為“穀皇”卻不是稻皇，說明當時對曆史信息依然牢牢存於記憶之中，即使生活在稻作為主的地區，遠古的記憶依舊不能磨滅。
甲骨文裏的“黍”與“粟”字幾乎完全相同，隻是“黍”字多了“水”的字形，這是因為黍是上古時代釀酒的主要原料，祭祀用的酒以秬黍為主釀造。除了這個水的字形，“黍”字的其餘部分就是一株黍的禾苗象形字，左右錯落的穗與籽粒極為形象，“粟”字也基本相同。南方不種黍稷，沒有以黍釀酒的傳統。但通過貿易等仍可獲得小米，便大量沿用代表小米的“粟”字。但記憶中先人在北方耕種黍稷的曆史不能忘懷，故五穀之中雖然增加了“稻”，但仍以粟穀為首。
《黑暗傳》的記載中，與中原早期五穀名稱根本不同的就是增加了“稻”，稻是溫帶多雨水地區的農作物。這已經在暗示我們，是北方黍稷產區的農耕文化流傳至南方，北方穀類被淡化，南方稻類加入。
黃河流域氣候特征是冬春幹旱、夏秋高溫多雨，這種雨熱同季的氣候特點，為農業生產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由於古代經濟文化中心在黃河流域的丘陵山區，排水治水是洪荒時期農耕的主要特征，至今用犁耕地仍屬排澇耕作法。而最適於旱地耕作的應該是國際已經流行的免耕法。而稻的種植卻需要大量水源，因此稻的主要產區在南方，北方種稻極其有限，早期的“五穀”無稻。
山西高原極少種植水稻，並非由於氣溫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雨水稀少，隻有個別如太原晉祠、左權麻田等地有泉水或河水澆灌，才能生產水稻。黃河流域的長安至唐代還普遍生產稻，稻卻未列入北方的五穀，可見開發五穀時還沒有開發稻。顯示了農耕文化是由山區走向平原、由北方走向南方的發展脈絡與順序。
山西70%的麵積是山地，隻適合以旱作農業為主，黍稷就適合在這樣的地區生長。因此，上古神農時代在山西主要有黍、稷、麥、菽、麻這類旱地作物。反之，我國最初的“五穀”為黍、稷、麥、菽、麻這些旱地作物，也就說明神農是在北方幹旱地區開創了農耕。現在的河北河南地區，在上古時代是黃河頻繁改道的泛濫區，不宜農耕定居；蒙古是高寒遊牧區，不宜農業耕作；西部地區是沙漠戈壁地區；隻有目前的太行山以西一帶，具備適合穩定發展旱地農耕的條件。“神農上了羊頭山”則是湖北神農架地區世代流傳的《黑暗傳》記述的、曾在山西發生的上古往事。
誕生於黃河流域的二十四節氣，每一個節氣15天，分為三候，五日為一候，“氣候”一詞由此得名。“立春”節氣第一候的物候特征就是“東風解凍”，“東風”就是春季的東南暖風。“東風”開始吹來使氣候轉暖，利於穀物生長，稱作“穀風”而非“稻風”，突出體現了黃河流域旱作農耕文化的特征。
從曆史上看我國的糧食結構，五穀中的黍稷等作物，由於具有耐旱、耐瘠薄，生長期短等特性，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況下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菽”是豆類，《詩經》特別記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至春秋、戰國時期，“菽”具有“保歲易為”的特征被發現，菽也與粟一道成了當時人們不可缺少的糧食。與此同時，人們發現宿麥（冬麥）能利用晚秋和早春的時節進行種植，由於收獲時間不同，能起到互補供給的作用。加上發明了石圓磨，麥子的食用從粒食發展到麵食，適口性大大提高，麥子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從而發展成為主要糧食作物之一，並與粟相提並論。儒家經典《春秋》一書中，“它穀不書，至於禾麥不成則書之”，可見後世學者在五穀之中最重視麥。西漢時期的農學家趙過和汜勝之等都曾致力於在關中地區推廣小麥種植。漢朝關中人口的增加與麥作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直到唐宋以前，北方人口都多於南方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