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羊圖騰(2 / 3)

那麼,這種人為的標誌隻能是以牧羊為主要生存模式的薑、羌氏族所為。羊頭石刻就是上古時代薑、羌氏族在此居住生息的實證。有唐碑北齊碑記載、《山海經》《黑暗傳》記載、本地及南方的古老傳說、當地炎帝神農氏傳說、民俗遺存、地理遺跡佐證等,因此都是“有源之水”。五千年前炎帝神農氏即在此居住活動,“此山炎帝之所居也”絕非虛言。這五十個世紀的久遠曆史,至此逐漸明晰。

麵對這個結論,長期關注炎帝神農文化的米東明、白雙法與筆者等均感興奮,反複自我質疑以便確認沒有漏洞。

質疑之一:羊頭巨石如果為後世鑿刻,此論還能成立嗎?曰“可以”。若羊頭石後刻,也已先有羊頭山名稱記載於《山海經》,名稱之概念必然是從羊崇拜之氏族內產生。羊頭山之名稱又必早於《黑暗傳》內容隨神農氏族後裔遷徙至神農架之前,這個過程的順序應該是“了解羊頭山曆史的薑羌氏族遷徙至南方,為定居地起名神農架”,即羊頭山之名早於神農架之名。居住羊頭山在先,遷徙至神農架在後,前後時間因果關係明確。

質疑之二:可能是神農架先民遷徙至羊頭山並取名嗎?曰“不可能”。如果那樣,羊頭山一帶應該有神農架的傳說。“米”姓為高平六大姓氏之首,米東明家族世居高平,從未在當地聽說“湖北神農架”之地名,反而是《黑暗傳》證明了北方信息向南流傳?原始先民遷徙必是某種壓迫無奈之舉。上古遷徙不僅是走路,遷徙首先是不斷的後有壓迫,前有抵抗。遷徙沿途不斷地遭遇侵入其它氏族領地不可避免的抵抗作戰,攻略領地、披荊斬棘、生離死別、有去無回、杳無音信等等。也不可能原始先民向北遷徙,信息卻反而向南流傳。人口與信息隻能同向流動,不會逆向傳播,與今日通訊交通發達時代完全不同。

質疑之三:會是薑羌氏族從別處遷徙來羊頭山嗎?曰“最初可能”,但一定是在神農氏“嚐百草”之前。否則“獲嘉禾”就不會發生在上黨,而是在別處了。

史學家認為,炎帝族在久遠的早年發源於甘肅河湟地區古老的羌族,是以牧羊為主,崇拜羊圖騰的部族,最早成為牧羊為主的原始群體。

隨著原始先民狩獵技術的發展,各種動物因人類的狩獵逐漸減少,靠狩獵難以獲取足夠食物的危機日益加劇。人們不得不將幼小的、容易馴化的動物飼養起來,以應付動物食源短缺。動物的繁衍發展導致產生了畜牧業,羊的溫順善良、易於馴服和飼養的個性,“羔……執之不鳴,殺之不啼,當死義者”(漢董仲舒語),即羊被擒不鳴叫,被宰殺時不嚎叫,從容慷慨赴死,與牛未登祭台就恐懼發抖,豬未見刀血就掙紮嚎叫,形成鮮明的對照。因此“義”的繁體為“義”,上半部是“羊”,下半部是“我”,“我”字為“手”與“戈”,手持戈麵對羊,羊別無選擇地隻能為人類做出犧牲奉獻,這就是人類舍生取義引喻的由來,為儒家所稱道。

漢字由此引伸出與羊有關的字:“犠”、犧的繁體,牛字旁表示牛與羊才能作為犧牲品,分別用作“太牢”與“少牢”儀式。“儀”的繁體“儀”、莊重祭祀的儀式以殺羊為特征。“饈”,羊肉食品。“羞”的古義為有滋味者。“羞”字為上“羊”下“醜”,表示羊如果養得醜即感到羞恥,醜羊最先列入犧牲,故食物常是醜羊即“珍饈”,但烹調後很有滋味。“羊”開“口”吃“艸”為“善”。加肉月旁的“膳”則表示羊作為主食,為進食的雅稱,羊肉才稱得上美味佳肴。“羨”字在甲骨文裏是流口水的字形。

羊還用來表示吉祥之意。金文中的“大吉羊”現在應讀作大吉祥,“礻”字旁為後來分類添加,是祭祀的供桌象形字。《說文解字》注:“從示,羊聲。祥,福也。”《爾雅·釋詁》載“祥,善也。漢:大吉羊。有祥兆、祥瑞、祥符、福祿、禎祥”。

《易經》裏正月為泰卦,以“三陽”(泰卦六爻之下三爻為陽爻)表示冬去春來,陰消陽長的吉象。因“羊”通“陽”,故人們常用“三羊開泰”作為歲首頌辭。

“羊”與“大”合為“美”,即群羊之中最強壯碩大者為領頭羊,由此形成上古時代的審美價值取向;“養”表示以羊為食,養活了人類;“糕”,表示黍米做的粘食像羊羔肉一樣美味;“掛羊頭,賣狗肉”則直接說明羊肉的食用價值大於狗肉,以至有人以狗肉冒充就能多占便宜。另外“亡羊補牢”、“替罪羊”、“羊毛出在羊身上”等民間俗語,都用羊來比喻一些人世的生活哲理。

氏族圖騰被認為具有護佑氏族生存、促進氏族繁衍發展的作用。為了強化圖騰的意義,人們通常將其做成陶器模型、雕刻或繪畫,以與其它部族相區別。姓氏(圖騰)還起著分種族、別婚姻的作用。一塊領地有了氏族的標誌,就意味著別的氏族部落難以再涉足,否則就是流血與戰爭。而在上古時代,人們已經知道不同氏族之間通婚能夠避免近親遺傳疾病。以圖騰作為氏族標誌,就能區別不同氏族從而實現生育優化。

羊頭山山形像羊頭,明代皇親朱載堉則指出:“羊頭山神指神農也。”因此,羊頭山的羊頭巨石就直接代表著炎帝神農,故有難以估量的文化意義。

《說文解字》對薑的解釋為“薑,神農居薑水以為姓,從女羊聲”。即炎帝之所以為薑姓,是因神農氏與“羊”這種家畜有著最密切的依存關係。“薑”就是牧羊女,“姓”即“女”與“生”。炎帝那個時代,中華民族普遍還是以母係氏族社會為主、正向父係氏族社會過渡階段的、以牧羊為基本生存模式的放牧群體時代。

“羌”是羊與人(下部“兒”是“人”的變形),也與“羊”有密切的關係,即“牧羊人”之意。直到今天,聚居在四川西北的羌族仍然以羊作為圖騰。因此“薑”、“羌”本屬同宗同源的部族。因羌族自中原退出,與漢民族有著數千年交往、交流、鬥爭、融合的割舍不斷的曆史,所以筆者在中央電視台的一次節目拍攝間隙交談時,成都的一位羌族學者葉星光調侃地說,我們羌族在宋朝時打得你們漢族隻剩七個寡婦(指鎮守山西代州楊家將楊業的七個兒媳婦,隨穆桂英掛帥征西)。這使人們至今難以忘懷那個英雄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