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無佐證，傳說終歸是傳說。那口古鍾是否真實存在亦成疑問。
2001年，終於打聽到一位知情人，為此專程走訪羊頭山腳下李家莊曾擔任黨支部書記的王振榮。據他細說來龍去脈，大鍾是被炸毀的，這話聽來讓人發懵。
那是1948年（非1946年），李家莊民兵聽說長治縣師莊要來人搬走大鍾，於是合計說，大鍾是我們高平羊頭山的鎮山之寶，絕不能落入外人之手；可要與外人爭執起來，攔得住今天，擋不了明天，日後還是難免不測，終將被人搶走或偷走，於是決定把鍾破壞（這主意真夠拽，若是換了我輩，打死也想不出這等主意）。他們堆積木柴，燃起大火，把鍾燒到通紅，再猛然澆上冷水，大鍾終於在水火交加、冷熱相激之下爆裂，就這樣被毀掉了。這段曆史情況，有王振榮的一個叔伯哥親自參與此事。王振榮的親屬參與，屬於親曆、親見、親聞的“三親”材料，真實可靠。
這個事件與一部五十年代電影《紅旗譜》裏搶鍾與保鍾的內容相似，幾千斤上萬斤金屬器物放在荒郊野地，沒有歸入某個寺廟，就沒有責任管理，屬於無主器物，就一定會有人惦記。最重要的，是依據郝師傅的故事，郝師傅所在的元代，鍾已經存在，而且已經是沒有確切歸屬的存在狀態。而最初鍾的打造安置，卻一定是按照鍾的銘文在炎帝城內，這個早期的過程與環節已經被歲月磨蝕的不留痕跡，這個歲月的曆程會有多長呢……？
鍾的故事說來可惜，卻真實地證明了炎帝城大鍾的存在與曆程的久遠至遙不可及。而鍾作為鐵證，同樣證明炎帝城的確切存在與“久遠至遙不可及”的上古曆史。
《羊頭山新記》記載，此地明代還有明顯的神農城遺跡，城內還有已廢的廟址。因此現在成為羊頭山最具魅力的地方。誰能知道這裏還隱藏著多少文化遺產、多少曆史遺物與信息呢？
關於考古，高平至今持慎重態度，沒有輕言發掘。遺址本身那種特有的文化形態、那種滄桑的信息傳遞、那種遠古的文化氣息，其價值就難以估量。遺址發掘是一把雙刃劍，文物收獲的同時，也必然帶來遺址麵貌的破壞，現有形態本身常常就是豐厚的文化信息遺存，沒有嚴密的文化論證和發掘計劃，特別是遠古遺址，發掘同時也意味著眾多文化價值的永遠失去。
自1994年發現炎帝遺跡以來，已知有不少專家去尋找收集文物。長此以往，對遺址就是一種無序的考察性破壞。所幸近些年全球大氣變暖，山上本來僅有低矮草植被的地域，已經被明顯長高遍布的灌木所遮蔽，更為遺址增添了一分神秘與懸念，因此遺址更具文化魅力。
在探索炎帝陵時，我們已經知道，元代初年，神農城已經由羊頭山遷至換馬嶺炎帝神農氏陵墓。按其羊頭山唯一高而平的大麵積地形地貌，周邊有神農井，環山又有古文記載的“廟之西北一裏許有黑龍池；東北三裏許有白龍池，東南二裏許有金龍池，山之正東稍前一裏餘有泉，甚清”，因此羊頭山神農城隻能是唯一適宜上古時期較多人群居住的選址，神農氏族聚落在此應該無疑，“王者之屋”曾在此亦應無疑，隻是要找到和描繪五千年前的房屋，必須具有超凡的想象力。但若反向思考，去看看王屋山，五千年前“王者之屋”的基本形態就由於先人的比喻而永久地凝聚在王屋山上，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智慧，這就是張光鑒“相似論”的又一個經典案例。
神農泉與神農井
《羊頭山新記》記載：神農城下六十步有二泉，相去十餘步。左泉白，右泉清。泉側有井，所謂神農井也。二泉南流二十步相合而南。《寰宇誌》雲：“神農嚐五穀之所。上有神農城，下有神農泉。”後魏《風土記》雲：“神農城在羊頭山，其下有神農泉，皆指此也，地名井子坪，有田可種。相傳神農得嘉穀於此，始教播種，謂之五穀畦焉。”《澤州府誌》記載：“五穀畦：神農泉下地名井子坪，有田可耕，相傳神農得嘉穀於此，始教播種，謂之五穀畦焉。羊頭山秬黍出此，明鄭藩朱載堉上秬黍說辯雲：臣謹按秬黍律家特重羊頭山者，神農播百穀以是為名區。”晉程璣《上黨記》記載：“神農廟西五十步，有石泉二所，一清一白，味甘美，呼為神農井。”
按其記載就能找到兩股神農泉，都已修建了井壁井台，儼然似兩口井。百姓傳說用此泉水洗眼睛治眼病很靈驗。據1994年米東明取水在石家莊專業機構化驗，水裏的鍶元素含量為華北之最，治眼病或許與此有關。
為何“神農泉”演變為“井”？自然是因植被破壞、泉水減少。對此，明朝時朱載堉見到當時還矗立的唐武則天天授二年碑，對碑陰（碑的背麵）記載的清化寺所屬範圍，抒發了一番議論。其中提到：“有司尊炎帝，故禁民樵采。數十年前，木皆合抱，彌滿山穀。近來禁弛，盜伐幾盡。”可知明代以前，樹木都還是合抱的古木，至明代中期已經“盜伐幾盡”。按其大山之巔，楊柳適宜下濕地因此山地不可種植，果木難行禁令，“合抱古木”惟鬆柏莫屬。而鬆柏至於合抱，至少合圍六尺以上，這樣的鬆柏種植時間至少應該在先秦以前，可謂炎帝神農傳統在此之悠久曆史。而漢朝以前羌族世代居住，其文化傳承便可直接前推至炎帝神農時代。明代滿山合抱的古樹，不僅展示了“有司尊炎，故禁民樵采”的曆代官方意誌導向，民間亦令行禁止曆代沿襲，滿山的古木因此成為一種外在的文化標誌，成為高平炎帝神農遺跡群的重要曆史佐證。因此這種具有文化載體的文化傳承，便毫無疑義地因有物證而構成信史的要素。
明朝中期植被破壞以後，泉水流量減少，水位下降，鄉民將神農泉開辟為井，至今水位距地表仍僅一米左右。井旁正北方位有鄉民設置的碑刻祭台，香火不斷，石鑿香爐上鐫刻“李家莊”三字。遊人常誤以為神農井。
其實神農井在其下不遠處，同樣砌有磚壁。83歲的老人趙小有則1989年口述（許欽順記錄）：“神農井水有色香味三絕，特別清甜。相傳炎帝神農氏嚐五穀常居羊頭山中，常飲井中之水。井深兩丈餘，近些年人們怕出危險，井已近填平。”目前還能看到井壁磚砌遺跡。
羊頭山這幾處泉水被世代傳承以“神農”為名，很難說僅是一種附會，而任何附會也一定有其附會的根據。沒有至深且厚的社會文化傳統基礎，你想隨意附會一個什麼不存在的說法請試試看，不理你是客氣的，不被罵為“有病”才怪。本人曾電視采訪交城縣一位村民閆東娃，他說了幾句不大確切的話，窗外村民聞之搖頭曰：“東娃瞎乎諞了。”“諞”“騙”同音，亦大致同意，眾嘩然。
始創農耕
黃河流域的原始農耕極為發達，是一個從新石器早期開始，就已廣泛種植黍稷類作物為主的旱地農業區。
炎帝神農氏對羊頭山的選擇，一定在選擇始創農耕的條件：
（1）土地肥沃濕潤。以炎帝神農氏對植物生長的了解，一定是原來野生植物生長良好，土地肥沃有潮氣，羊頭山巔稍低的五穀畦具備這一條件。
（2）近水安全。五穀畦近旁就是神農泉，因此土地肥沃、疏鬆、水位高，原始的生產工具耕作方便，能保障獲得好收成。羊頭山下有羊頭山泉水直至流入的小東倉河。當時人們抵禦水災能力的薄弱，在第二、三級階地上，居高可防洪水侵襲。
（3）漁獵采集條件較好。新石器時代末期，山西森林覆蓋麵積63%，草原麵積6%，太行山到處覆蓋茂密的森林和茂暢的草原。小東倉河流經今日的故關水庫，形成大片水澤，捕魚圍獵都是良好的區域。
農耕誕生之初，耕地常常首先選擇在山地或較高的台地，後來逐漸向河流兩岸的平野發展，直至對藪澤低地的開發。《論衡》記載“神農氏揉木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為田，鑿地以為井。井出水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為也”，記載通俗，大意為自炎帝神農氏開始，製作農具，教育農民耕作，開始種穀子。鑿井有了水，種地有了糧，這是天地鬼神也想做的事啊。
自炎、黃、共工至堯舜禹時代，洪水泛濫，曆時久，淹地廣，危害嚴重，因此有後來的大禹治水。“炎帝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易燥濕，肥墝高下，嚐百草之時，察酸苦之味。水泉之甘苦，盡知其平、清、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五穀興助、百果藏實”。從高原台地的黍稷，丘陵、平原地帶的小麥，豆類等，則是炎帝神農時代開始，曆代發展的農耕成就。
上述“臭”字，上半邊“自”為鼻子，下半邊“犬”為鼻子最靈敏的狗；“臭”即為狗鼻子發揮作用，後歸類加“口”字旁為嗅。而“臭”字則用作與“香”相反的意思，上述“臭味所主”為古文獻之原意。
《逸周書》記載：“神農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可見，粟的種植，與炎帝神農氏創始農業有著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