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農城遺址
高廟的確認，將直接把我們引向“王者之屋”——神農城。
《羊頭山新記》記載“殿西稍北二十步，有小坪，周八十步。西北接連大坪，周四百六十步。上有古城遺址；謂之神農城。城內舊有廟，今廢”，可見明代還有廟宇基石，今已不見。神農城又名炎帝城，乾隆版《高平縣誌》引《魏誌》記載稱之為“羊頭城”。
《中國神話詞典》記載“神農城：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卷十五引《後魏風土記》：神農城在羊頭山上，山下有神農泉即神農得嘉穀之所”，《九域誌》“穀城：神農嚐五穀於此，名穀城”。
《太平寰宇記》記載：“神農嚐五穀之所，上有神農城，下有神農泉。山東南相傳為炎帝陵，石甃尚存。”
既然唐碑記載“此山炎帝之所居也”，《釋名疏正》記載“漢時有羊頭山，在今長子縣東南，是西羌居住地”，西漢《後漢書·西羌傳》記載，“複以任尚為侍禦史，擊眾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那麼此山為薑羌氏族乃至炎帝神農所居是沒什麼問題了。縱觀整個羊頭山，這裏是居高臨下少有的一塊平地，稱“大坪”。
按照《越絕書》記載“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炎帝神農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固定居住的房屋已經產生，建築材料以樹木為主，因此不可能留存到今天，但所在的位置與環境條件可以成為我們探索的依據。
首先，炎帝所居是否會在神農城呢？
神農城現在是大片遺址。按明代朱載堉描述的規模，周長“四百六十步”即766米。若以遺址為圓形計算，即為46700多平方米，約70畝。“坪”的字意為平坦土地。在方圓70畝範圍的羊頭山西邊大坪上的這處遺址，既是神農城遺址，就應該是上古時代的原始人類聚落遺址，也就應該是炎帝神農王城遺址。如果可能屬原始祭祀類型遺址，意義將更為重大。
我國一些學者指出，封建城邦製在中國延續近千年，但這種政權秩序，並非由征服者創造，而是在原始的農業社區間弱肉強食的兼並過程，以及為保護田地，免受周邊地區氏族劫掠，若幹部落組成部落聯盟的過程中，逐漸構建形成。曾經有一段時間，中華大地上竟有1700多個國家。這些諸侯國多是一個中心城鎮，與郊外的耕田組成，中心城鎮的高牆和散布在郊外建有低矮牆壁的居民點，構成了侯國的防禦體係，經過激烈的兼並戰爭，這些侯國逐漸合並成55個小國，所占疆域包括今陝西、山西、山東等地的臨近部分。
城邑或城堡，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私有製產生後發展起來的。也是最初的古國。這個古國，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國家，史學家稱其為帝國前的古國，其規模隻相當於古代城市。恩格斯指出：用石塊、城樓、雉堞圍繞著石造或磚造房屋的城市，已經成為部落和部落聯盟的中心。
由此向南千米範圍內的李家莊村北台地上，1986年文物普查時發現一處舊石器晚期文化遺址，麵積3000平方米，發現表層有大量石核、石片、圓頭刮削器等文物，成為這一帶重要的原始人類聚落的佐證。距離羊頭山17公裏範圍內的東廟村、店上村等處新石器文化遺址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還出土了石锛、石斧、石鏟、石鐮等原始先民農具，為人類在此從事農耕活動提供了確鑿的佐證，充分證明，至少在8000—4000年範圍的炎帝神農時代，高平是人類聚落、生產、生息的地方，證明了炎帝神農曆史的可能性。
《古代滄海的變遷》書中寫道：考古發現的多處舊石器遺址表明，山西是我國開發曆史最早的地區之一，中原地區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居民，就生活在山西。山西省芮城縣“西侯渡遺址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遺址之一”。《黃河流域的史前粟作農業》書中指出，我國是農業起源最早的國家之一。據考古學家的出土文物證實，在距今8000—5000年前，我國的農業就有了相當的規模。從已公布的考古資料來看，黃河中遊地區的粟作農業年代最早，而且不可能是由其它地區傳入，而是本土起源的。地處太行山東麓的磁山文化分布區及鄰近地區，都有可能是粟作農業的發源地周邊範圍。炎帝神農氏，則是這一曆史時期這一地區農耕文化的傑出代表。
羊頭山，處於東西南北文化交彙的位置。東麵是河北武安磁山文化區；南麵有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區；西麵有晉南曆山棗園文化區。以上三處均屬前仰紹農牧文化，距今都在7000年以上。磁山和裴李崗文化區均出土了臥陶羊，電視專題《尋找炎帝遺跡》出示長治出土的臥羊鎮，均屬同一氏族之物，都是遠古羌戎、薑姓氏族部落圖騰物，均屬炎帝神農文化。
羊頭山之所以能夠成為上黨乃至北方農業的發源地，絕非偶然。而這些文物又常常是農民耕作時的無意發現，神農城至今還沒有開展專業考古工作。待係統的考古工作展開之時，中華文明史將有可能書寫嶄新的篇章。傳說時代的炎帝神農氏可能由此擺脫“傳說”的背影，真正還原成為完全真實的曆史人物。那麼，炎帝城、五穀畦、神農井、炎帝陵、炎帝神農廟等大片遺跡群展示的曆史遺存與傳承，就會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真實見證。
據考古證明的史前曆史，我國原始先民聚落，最初在高山區，後來逐漸向丘陵、平川和平原地帶轉移。著名學者黃其煦認為，農業肯定起源於較為貧瘠的山澗地帶，而不是肥沃的原野。根據中國農業發展史的觀點，在上古史傳說的炎黃、共工、堯、舜、禹等氏族時代，人類主要居住在高山上或山坡的台地上，因而也往往把耕地選擇在山地或較高的地段，以後逐漸向江河兩岸的平野發展，到了原始社會晚期，又開始從事較大規模的對藪澤低地的開發（《農業科學技術史稿》）。
這是因為黃土地區土壤疏鬆，植被較少，易於侵蝕，夏秋之間常有暴雨，河流容易泛濫。在人類對自然界的影響力還相當薄弱的太古時代，在相對低窪的地區，會自然形成眾多的沼澤沮洳。原由淺海淤積而成的黃河下遊地區尤其是這樣。而丘陵、盆地、平川和廣闊的平原地帶，草木茂盛、禽獸繁殖，沼澤洪水成災，對原始先民來說，那是極其恐怖的地方，不適合人類生存和發展農業。高平古稱“泫”，與澤、潞兩個字都是“氵”旁，說明都曾洪水為害。上黨地區南麵的豫北一帶，也是黃泛區，因此，炎帝神農氏族假設曾至河南等低地，也會最終向更高的太行山、羊頭山遷徙，這是必然的選擇。
上黨地區地處黃土高原和太行山南麓，能夠成為華夏農耕文明的發祥地絕非偶然，與天然優越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
根據《山海經》所記載的羊頭山一帶地貌，當時是洪水泛濫時期，羊頭山偏南偏北都是上黨盆地大片水澤，難以適合人類居住及農耕，選擇地勢較高的羊頭山居住則成為必然。將氏族居住地設在低於山巔的坪地神農城，首先避免了洪澇災害，不僅方便居高臨下，觀察狩獵及領地防範，也是祭祀天地、觀測星象、土圭測影、頒布時令（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就近農耕、水泉便利等一處氏族聚落的良好位置。
最初發現炎帝陵的1994年，牧羊人曾告之，羊頭山原有一口千斤古鍾，上刻有“炎帝城”三個大字，大鍾敲響，聲震附近五縣。1946年古鍾鼎立依舊，後來再沒有看到。
關於這口古鍾，當地流傳著這樣的故事：很久以前，羊頭山修築六名寺的工匠中，有一位郝師傅，是炎帝的後裔。施工期間，他分管後勤，幾十個人的飯菜，不到半個時辰，便做得妥妥當當，味道可口。一年除夕，他到揚州觀燈，見那裏有一大一小兩口鐵鍾，實在壯觀。心想，我羊頭山上若有這樣兩口鐵鍾，鍾聲一響，威震八方，該有多好！於是他便將兩口鐵鍾藏在袖袍內，帶回羊頭山。不料揚州失盜，官府四處查訪，一直跟蹤來到羊頭山。郝師傅發現有人追來，便匆忙將兩口鍾置到半山腰上。後來，官差將郝師傅抓走處死，本想將兩口鍾搬回，後因那口大鍾太大太重，隻將小鍾搬回。後來，工匠們為了紀念郝師傅，準備將大鍾懸掛於羊頭山清化寺，無奈鍾過於沉重，始終未能掛起。
根據“揚州”的地名，似乎與“走揚州、下漢口，不如五穀廟裏當社首”的民謠有某種聯係，即晉商已經開始走出大山的時期。那麼，這個傳說的曆史仿佛並不久遠。再考慮郝師傅參與建造的六名寺，誌書記載為元代創建，郝師傅所在元代無疑。關鍵是，根據故事情節推斷，創建六名寺時，大鍾已經露天放置，後來一直沒有收入哪個寺廟。盡管有鍾在清化寺之說，但一直沒有掛起，顯然非清化寺之物。否則一項工程項目，能夠打造完成，在計劃預算內就一定有足夠資金保證放置到位。隻有揀來的東西，才沒有經費解決上架安裝。
另說，鍾上刻有炎帝城三字，可見傳說常有失實，郝師傅有那般神力，還能被人間處死？
大鍾非清化寺財產，又是炎帝神農之物，清化寺也未必消受得起，豈敢擅自使用非寺產且屬大器、國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