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黍定黃鍾，必須提到明代傑出的科學家和文學藝術家朱載堉。
朱載堉（1536—1611年），字伯勤，號句曲山人，明王朝宗室鄭恭王朱厚烷之子，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他首創了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是明代傑出科學家和文學藝術家，史稱“律聖”。墓落座在河南沁陽市九峰山前台地，塚前有百餘名家碑刻題記。朱載堉早年隨舅父何塘習天文、算術，因其父朱厚烷上書明世宗獲罪削職下獄，朱載堉出宮獨居19年，鑽研數學、律學、曆學。明穆宗即位大赦天下，朱厚烷恢複了王爵。
朱厚烷去世後，按明朝規定，朱載堉應當繼承王爵之位，但朱載堉三次上書穆宗皇帝，謝絕繼承父親的爵位，穆宗準奏。
朱載堉深入研究樂律和曆學，終於寫出巨著《樂律全書》47卷，由15部著作彙編而成，包括《律學新說》、《樂學新說》、《算學新說》、《律呂精義》內外篇，以及樂譜、舞譜等。其中在《律呂精義》中，通過他精密計算與科學實驗，創造新法密率，是音樂史上最早用等比級數平均劃分音律，係統闡明十二平均律理論的聲學論者第一人，在理論上解決了曆代眾說紛紜的旋宮問題，成為明代一位有建樹的音樂理論家。
十六世紀，朱載堉在他的《律呂精義》一書中最終確立了十二平均律的基本理論時，西方才剛開始有人對此項研究給予注意。直到十七世紀，西方的這項理論探索才基本完成。至於把十二平均律用於音樂創作實踐，更是十八世紀以後的事了。
《羊頭山新記》是朱載堉《樂律全書》中的一篇散文，也是一個獨具特色的重要篇章。其中詳細闡述了羊頭山的地理位置，炎帝神農氏的古跡分布、對人類的貢獻及曆史沿革，是中國曆史上唯一詳細考證羊頭山炎帝遺跡的文章。
一個音樂學家，為什麼對與其專業似乎相去甚遠的華夏農耕始祖炎帝神農氏大感興趣，抒發幽古之情呢？
音樂在中華文化之中地位的重要性，可說無與倫比。表達失去國土背井離鄉之淒涼者莫過一曲《我的家在鬆花江上》。億萬國人奮起抗日，激勵民眾的就是一曲《義勇軍進行曲》。今日最重要的場合，一定要奏國歌，還有比這更莊重的儀式嗎？
這種能夠打動人心的神奇要素，就是音樂。它源於中國古代的禮樂製度，禮樂製度的基礎就是音樂。不明此，免談中華文化。
談音樂必然涉及音樂的規範，就必須了解“黍”與音樂之間的關係，即“黍度為尺，以定黃鍾”。
自西周開始，古老的中華民族就十分注重禮樂之製，視為國家法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由於六經中《樂經》的軼失，定樂之法難以搞清，加之曆代戰亂和改朝換代，禮崩樂壞。壞了就要恢複，其中樂的恢複就更為困難。尤其是基準音——黃鍾音律的恢複與確定最為艱難。
羊頭山自古出產嘉禾——秬黍，這是由遠古的炎帝神農氏發現、栽培而延續下來的優良品種。其籽粒碩大、品質優良，自古就有以羊頭山所產秬黍尺定黃鍾的標準。漢《律曆誌》記載：“以上黨羊頭山黍度為尺，以定黃鍾”。明嘉靖年間采之定律。
《漢誌》記載：“本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就是黍為黃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就是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曆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
《漢書·律曆誌》記載：“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西漢末年數學家、天文學家、音律學家劉歆，總結出了用黍米來校核黃鍾律管長度的方法。即把九十粒中等大小秬黍橫排成行，其長度與黃鍾管同長，一百粒則是一尺。這是立足於古尺確定了律管長度，反之以律管長度確定古尺度的方法，妙哉。
《隋書·律曆誌》記載：“上黨之黍，有異它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晉朝因未用羊頭山之黍定樂，竟招致嚴重後果，《晉書》記載：“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像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絲圭閡（切合）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
自隋代開始，朝廷定樂改以上黨羊頭山黍，並依《漢書·律曆誌》度之。北宋朝廷在改製大樂時，曾一度取京縣種植的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尤高。後來，朝廷采納了集賢校理李昭的建議，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送於宮中，照乃自為律管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