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樂誌》中，多處發現強調確定朝廷音律之事的迫切性，如“蓋黃鍾之君，至尊五百；黃鍾之宮，皆十一律皆從而受製，臣民事物莫敢淩犯焉”，但偏偏“古人立樂之方已失”，且音律久廢，太常諸官循習宮尺字譜，不複之有黃鍾等調。明代王庭相《律尺說》記載：“古代製尺以調律，累粟以定尺，隨代變易訖無定準”。為此，明嘉靖十八年，皇帝終於接受了太常卿的建議，下詔派人赴“山西長子縣羊頭山黍，大中小三等各五鬥，以備候氣定律，即定黃鍾之律。但這次無結果。40年後萬曆皇帝時，朱載堉將他的《律呂精義》和《律學新說》等敬獻朝廷。”
關於用羊頭山秬黍來定黃鍾律管之長度，朱載堉曾專門寫過一篇《秬黍說》，他對西漢和西晉當時的選黍之地很不以為然，認為上黨羊頭山之秬黍才是標準之黍。但上黨羊頭山的黍粒也有大小不等的現象，何況西漢都長安、西晉都洛陽，其黍必不如羊頭山明矣。為此，朱載堉力主選用羊頭山的秬黍來為皇室定音律。
既然羊頭山的秬黍也有大小不等的現象，那麼到底該怎樣選黍來定音律呢？
朱載堉認為，應選“中者”。關於秬黍“中者”的標準，選取的方法是以縱累八十一粒或橫累百粒，依排尺上，若過八寸，名為大黍；不滿八寸為小黍，恰好八寸為中黍。又特別說明：“古所謂中者，此之謂也”。為了給朝廷定音律篩選合格的秬黍，朱載堉曾連續三年，三上羊頭山考察。從此，黃鍾定音律的尺度，成為曆代尤其是明代以後的標準尺度。
有了黍尺的標準尺度，先民們在丈量田地時即製定了田畝標準。《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古人將寬6尺，長600尺為一標準畝；比畝大的尺度為井，二十畝為一井，因為井內常要進行市場交易，故有“市井”之說。
各個朝代的尺度均有所不同，到清代為止，各種尺度標準有一千二百多種。例如《說文解字注》：段玉裁在“丈”下注：“十尺也。周製八寸為尺，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獨斷》卷上記載：“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玉海》記載：“通鑒外紀》：夏禹十寸為尺，成湯十二寸為尺，武王八寸為尺”。1958年，湖北武昌何家壟唐墓出土了龍紋銅尺，長29.71，寬2.3，厚0.2厘米，正麵等分兩段，一段刻五寸，未刻分；另一段刻龍紋，一端有孔。據《唐六典》卷三記載：“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製用之。內外官私，悉用大者”。唐尺沿用隋製，有大小尺之分，此尺長度與隋大尺接近，當是唐之大尺。
為什麼曆朝曆代會有這樣大的變化呢？這主要和當時社會的經濟流通方式有關。唐代以前，國家、地主主要以征收地租和糧稅為主，常常有私自擴大量器而達到多收稅租目的者。結果這樣做的人多了，自然約定俗成，國家不得不重新頒布新的標準量器，致使量器的容量越來越大，隨之而來的是衡重和度量的相應增大。
唐朝以後，量器的擴大增長速度在一般公開情況下則顯著降低。這是因為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市場交易擴大了，實物有征入也有售出。特別是售出增多了，貨幣的流通漸漸占據了主導地位，所以量器的增長和擴大則不再具有大的經濟價值，就逐漸穩定下來。因此，宋朝至清朝，度量衡製變化就微乎其微了。可見，雖然社會、民間逐漸演變，尺度每個朝代都有變化，但作為音樂基準，最初卻必然有一個確定的標準規範，不能隨社會尺度標準的變化而改變。
那麼，最初的音樂標準怎樣確定呢？這就必須探索最初音樂的起源與音調的標準。
《路史》記載“神農繼而王天下，於是始削桐為琴，練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以合天地之和”。
《說文解字》記載“琴，禁也。神農所做。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
《世本》記載“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