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正義》記載：黨參力能補脾養胃，潤肺生津，腱運中氣，本與人參不甚相遠。其尤可貴者，則健脾運而不燥，滋胃陰而不濕，潤肺而不犯寒涼，養血而不偏滋膩，鼓舞清陽，振動中氣，而無剛燥之弊。且較諸遼參之力量厚重，而少偏於陰柔，高麗參之氣味雄壯，而微嫌於剛烈者，尤為得中和之正，宜乎五髒交受其養，而無往不宜也。特力量較為薄弱，不能持久，凡病後元虛，每服二、三錢，止足振動其一日之神氣，則信乎和平中正之規模，亦有不耐悠久者。然補助中州而潤澤四隅，故凡古今成方之所用人參，無不可以潞黨參當之，即凡百證治之應用人參者，亦無不可以潞黨參投之。
根據以上記載，對上黨出產的黨參評價很高。但是，為什麼黨參僅列為中品？而且其中說到“本與人參不甚相遠”，難道黨參並非人參？
訪中醫得知“參”有“三參”之說：人參是五加科植物人參之根係，黨參是桔梗科植物黨參之根係，太子參是石竹科植物孩兒參之根係。果然人參是人參，黨參是黨參，是不同的植物。那麼高平既有黃參即黨參，是否另有人參呢？
查《神農本草經》，人參最初開始記載並列為上品；許慎《說文解字》記載“上黨藥草人參也”，首次明確人參與產地；《名醫別錄》稱“生上黨山穀及遼東”；《別錄》記載“如人形者有神，生上黨山穀及遼東”；《本草經集注》雲“上黨郡在冀州東南”；《植物名實圖考》“人參，昔以遼東、新羅所產皆不及上黨，今以遼東、吉林為貴”；《五雜俎》曰“人參出遼東上黨者，最佳，頭麵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麗、新羅又次之”，可見上黨人參品位在高麗參、東北參之上。以上所載，均指五加科人參。
“相傳欲試上黨人參者，當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一不與，度走三五裏許，其不含人參者必大喘，含者氣息自如者，其人參乃真也”。
因有不同學術觀點，質疑上黨地區的人參即黨參。為此查新唐書地理誌第二十七，知當時潞州上黨郡、澤州高平都、幽州港陽都、平州北平郡、檀州樂平郡、遼州樂於郡、營州柳城郡均向朝廷進貢人參，而且新羅也貢參於唐，即上黨人參、遼參、新羅人參相比較而集中於宮廷，華北貢偽品是不可能的。
但是，具有很高醫藥價值的人參，何以在上黨絕跡呢？
據《潞安府誌》記載，三國時“昔曹魏（曹操）建鄴宮，伐上黨山材木，規製極盛”，“後曆代砍伐，加以樵牧日繁，雖深山絕巘皆濯濯所呈”，即使到深山裏麵，山上也是光禿禿。
後來遼、金、元、明、清先後建都北京，所需建築用材及燃料全都取自於相近的太行山和燕山。特別是明朝永樂年間遷都，每年販運到北京的木材不下一百多萬株，使上黨人參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森林環境。《潞安府誌》成書明代1612年，因當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出版，《本草綱目》把人參評價為對百病有益，人們陷入對人參的狂熱崇拜，趨之若鶩，大肆采挖，人參也就在劫難逃，終於滅絕。
據《潞安府誌》記載，盡管也有人參種植園，但隻要有利可圖，官府就不會閑著看熱鬧，繁重的苛捐雜稅隨之轉嫁到上黨參農頭上，再加官吏巧取豪奪，參農反而得不償失，最終不得不憤怒地親手毀掉自己的參園。因此“有參園，今廢”，“今廢為隴畝”，隱隱揭示了一段上黨百姓以人參為害的曆史。紫團山南莊村一帶至今有一條參園溝，溝中的廟裏豎石碑一通，記載了當地產參的曆史。
人參就這樣集體告別了上黨，從這片最早的發現地消失。此後，黨參的藥用價值被發現，並進入人們的生活，人參逐漸被它的故鄉遺忘。
後來，參商又把采購的目標轉向了山海關外，發現遼東人參遠比上黨豐厚，1609年尋挖野山參十多萬株。隨著經濟發展人口增多，遼東森林變為農田，人參產區又曆史性地萎縮到長白山山脈烏蘇裏江流域。人類就這樣不停地與大自然開著玩笑，大自然也就不停地與人類開著同樣的玩笑。
《神農本草經》對人參藥用價值做了詳細的記載。依據人參的植物生態習性，《神農本草經》記載“人參一名人銜，一名鬼蓋，生山穀”。鬼蓋是指背陽向陰而得名。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稱人參為神草。
“參”字，正寫應作“薓”，如《五十二病方》中的“苦參”即寫作“苦浸”，“浸”即是“薓”的省寫。《說文解字》記載“薓，人薓，藥草，出上黨”。但漢代藥用的“薓”字多數已經簡寫為“參”，《說文解字》曰“參，商星也”，據段玉裁說當為晉星，《周禮》記載“實沈，晉也”，皆以參星為晉地的分野，漢代記載人參的產地皆為山西上黨，《本草經》言“生上黨山穀”，《範子計然》記載“人參出上黨，狀類人者善”。又《春秋運鬥樞》言：“揺光星散為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由此可知漢代“人參”之得名，確與天上星宿聯係，“參”暗示產地，特指晉地上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