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澤州府誌》記載：“釜山……上有倉頡廟，名朗公山。朗公，倉頡也”，《路史》載：“史皇，神農後。蓋神農已作《穗書》，書與穗相因，起今上黨羊頭山，神農始種五穀處，西連倉頡古廟。”《路史》記載“作《穗書》以同文頒令”。說明頒布節令是使用“穗書”的最初文字。
乾隆版《高平縣誌》還記載“倉頡作字，四目靈光，或以為黃帝之臣。《路史》以為史皇，神農之後。今羊頭山神農始種五穀處，西建倉頡廟，乃知倉頡君天下者，非臣也”。
高平永錄鄉東莊村有另一座倉頡廟，正殿五大開間，縱深六椽，雕梁畫棟。五十年代以前有倉頡神像，體型高大，有四目，頭戴九連串珠皇冠，身著黃龍袍，殿前豎匾上寫道：倉頡大帝。特別是在這座倉頡廟的山門上，有兩個磚雕券池，一個刻著“受圖創字”，另一個刻著“六書始祥”。
2006年大修此廟時，從牆內挖出一塊小牌，牌上刻著“東莊、後河、扶市三村，因倉頡朗翁大廟大門年遠，塌形蹤存。眾議重修大門，發明門樓……”落款為“康熙元年二月吉日”。清同治《高平縣誌》便記載有“羊頭山神農城西連倉頡古廟”。
據永錄鄉扶市村村民介紹，村中最大的一座廟被稱作大廟，有人稱“祖師廟”，也有人稱“倉頡廟”，20世紀50年代，扒掉神像作了集體糧庫，一位老人回憶說，正殿塑有三尊像，中間是炎帝神農氏，左邊一尊稱倉頡，右邊一尊是蔡倫。這也是該村所屬的釜山又名朗公山的由來。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信息。如果僅有倉頡廟，或許僅是久遠的追念。而以倉頡之名為山名，則應該是上古倉頡在此地，以姓氏命地名。
河南省新鄉縣朗公廟鎮朗公廟村的“朗公廟傳說”，2009年4月被新鄉市政府列入“新鄉市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據朗公廟村出土的清雍正元年的碑刻記載，朗公廟中敬奉朗公倉頡像，村名叫做朗公廟村，至今已600多年，據傳明代已有此廟。
退休幹部、已是耄耋之年的嶽紹文先生研究朗公倉頡文化已18年。為追溯朗公倉頡文化曆史的源頭，他多次從河南新鄉到山西高平考查取證，追根求源。2010年6月，嶽老由高平永祿鄉扶市村一位村民引導，見到了一塊清康熙元年二月的《重修倉頡廟記》殘碑，記載了朗公即為倉頡，是漢文字的創造者，當地有朗公山，山上有舊廟遺址。
與上黨炎帝神農氏族及郯水（水）緊密相關的，是山東臨沂郯城縣。其地為氏族社會末期東夷之地。太昊氏為東夷一位著名酋長，少昊氏為黃帝族向東發展的一支，與夷族雜居於此，稱“炎”地，周朝封炎族首領於此，稱炎國，後演化為郯國。春秋時期“郯子朝魯”、“孔子師郯子”。至今，蒼山文都峰有紀念倉頡造字的朗公寺，山名寺名均不尋常。
《左傳》載：“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止，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
郯子與昭公的對話，傳遞了遠古時代中國五大部落集團及其崇拜物的重要信息。其地域分布已被現代考古基本證實。可見《左傳》《國語》關於炎帝的記述真實可信，炎帝確有其人，確屬對應於上古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並確有後裔到達山東地區。這與遠古洪水時期山東成為海侵洪泛區、洪水過後人口又流向山東的人口遷徙規律一致。
相傳倉頡有四隻眼（四目），目光銳利，能見常人所未見，古人稱為“天眼”。故有學者說“當人類能夠思考的那一刻，文明誕生了”。倉頡所以又名朗公，是由於使用了他所造的字，便明事理，知天地萬般造化，猶如黑暗中“良月”之明。倉頡造字之後，可使人大聲“朗讀”，所記載事物“明朗”無疑。連山下流入丹河的河流，都名為“白水”。《水經注》記載：“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白水”者，“明白之水”也。
上古時代人們結繩記事。《說文解字》記載“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結繩這種古老的方法，無論中國或外國都有案例可查，甚至有些民族至今仍在使用這種方法。《文字學》指出“文字之作，肇始於結繩”，古文字中“十、廿、卅”等，就是結繩記事的孑遺。但是，結繩隻能幫助記憶，或作表示某種簡單事物的標記，隻能作備忘的記號，不能用來表達感情或交流思想。結繩不等於文字，也不能發展成文字。
大約從伏羲氏時代開始，就已經開始采用簡單的刻畫符號來記事。考古學家在河南舞陽縣賈湖一帶發現距今8000年前刻在龜甲上的幾種符號，初步確認為伏羲太昊時代的遺存。到了五千至七千年前的炎帝時代，隨著農耕的發展，人類對天文、星相、農業技術等複雜事物的認識，想法乃至語言和思想，必然迫切需要更具體詳細的記載。
“發現”或可能偶然為主，“創造”則一定是社會迫切需求之必然。漢字這種係統的文化結晶，必然是長期創作演進而成。炎帝神農時代產生了農耕，大量收獲糧食必然建倉存儲，羊頭山下小東倉河、西倉河之名，即說明古有糧倉。而倉儲必有保管者，保管必有進出品種數量記錄，結繩記事已不可能適應，從刻劃符號到文字一定會應運而生。“文明”，有文字才能心明。
軒轅黃帝釜山會盟，“史官”必在左右記錄曆史，文獻記載倉頡擔任軒轅黃帝的“史官”。文字的發明是農耕發展的必然產物，也一定是會盟分封、曆史記錄的第一需求。倉頡既為“史官”，可見已經在使用成熟的文字。那麼，記錄複雜事物的文字，必然是在此之前已經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