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期間，聯合國難民署在東西方對抗的陰影下不辭勞苦，救助了亞非拉的大批難民，功不可沒；冷戰結束後，非洲國家動蕩不安和波黑內戰造成的新難民令難民署應接不暇。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迄今已走過了47年的風風雨雨。在其幾十年的曆史中，根據全世界難民人口的流動情況，辦事處的救援工作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50年代，救助對象主要是二戰後流離失所的東歐國家難民。第二個階段是60到70年代。這一時期，第三世界國家爭取獨立和非殖民化運動如火如荼，造成大批難民外逃。但這一問題最終得到較為妥善的解決，因為在這些國家取得獨立後，難民們紛紛奔回祖國的懷抱。第三階段是90年代，美蘇冷戰的氣氛籠罩全球，但雙方在世界各地的爭奪，製造了一個個冷戰下的熱戰。傳統的難民問題解決辦法逐漸被淘汰。第四階段，即全球進入90年代後，雖然東西方冷戰煙消雲散，但天下仍不太平。難民問題更加複雜，並綜合了政治、經濟、宗教等諸多方麵的因素，難民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長路漫漫，前途渺茫。
麵對東方難民潮
在第一階段，即冷戰初期，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體現了歐洲大國，尤其是西方陣營的盟主——美國的政治略利益。通過嚴格限製其權限和掌握其經濟命脈，美國同其盟國終於實現了他們的既定目標，那就是創建一個國際性難民機構，但它既不能對這些國家的主權造成威脅，也不能有過重的經濟負擔。那時，美國仗著腰包裏有大把大把的鈔票，它是唯一能夠為國際難民機製提供政治和經濟援助，使其有效運作的國家。美國與西歐在外交政策上緊密合作，加之冷戰迅速升級，嚴重影響了各國對難民政策的態度。美國的政策決斷人把難民問題一並納入國家安全的政策框架內考慮。對他們而言，新創立的國際難民機製的最重要的方麵是：使世人更加關注那些從社會主義國家“逃亡出來”的難民和盡可能地減弱國際範圍內對難民資助問題的呼籲。美國力圖縮小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獨立權限和運作範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美國處心積慮地創建了另外兩以美國為主導的組織：歐洲移民問題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CommitteeforEuropeanMigration）和美國逃亡專項委員會（USEscapeeProgram）。這二者均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工作平行甚至有所僭越。
1951年難民專員辦事處成立時，有174000名二戰後的難民成了“長期住戶”，他們居住在漸漸變為永久性的難民營中。這些人大多是孤兒和老人。他們體弱多病，完全依靠援助。國際社會要求采取更妥善的解決辦法，一個各國都能讚同的、能向難民提供國際保護的辦法。自那以來，這項要求始終是該辦事處政策的核心。
為了使難民問題的解決有法可依，如前所述，聯合國曾於1951年在日內瓦召開全權代表大會，討論難民問題，結果通過了《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此項公約曾被冠以“難民大憲章”的美譽。其中規定了難民的最低權利，如工作權、教育權、社會安全權、訴訟權、宗教自由等。尤其重要的一條是“不強迫遣返”的原則，即不得將難民強迫遣返至其生命自由遭受威脅的地方。公約又規定可以得到類似“南森護照”的旅行證件，其在居留地區能享受國民待遇。但這項公約並沒有將各種權利直接賦予難民本身。如果有違反公約的情況發生，難民無權抗爭，隻有締約國可以提出交涉。
在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成立以前，很值得一提的是，援助巴勒斯坦難民的行動。它是聯合國最早的一次大規模行動。1948年以色列與阿拉伯人的戰爭打響以後，大批巴勒斯坦人逃往黎巴嫩、約旦、敘利亞等地。聯大於1949年立了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作處（UNWorksandReliefAgencyforPalestineRefugeesintheNearFast）。最初難民數目僅90餘萬，可隨著阿以間綿延不斷的衝突和幾次中東戰爭的爆發，到1982年已增至200萬人。該處自成立以來，除對巴勒斯坦難民提供糧食、住所和被服之外，還設立了醫療站100處、牙醫診所24處、小學及中學645所。1983年，該處的經常性費用為2.359億美元。在第一階段，也就是50年代的救援工作中，聯合國還設立了朝鮮重新建設委員會（UNKoreanReconstructionAgen-cy）。這兩處難民救援工作折射出另一個事實。中東和朝鮮都是兵家必爭的戰略重地，美國和蘇聯都被卷入。對這些特別設立的機構。美國將錢大把大把地投進去，其慷慨程度遠遠超過它對難民專員辦事處的單獨資助。而且在一段時期內，這些機構為美國提供了很好的托辭，這樣一來，它自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推脫掉對以聯合國為基礎的難民體係的經濟責任。
美國如此之舉措，對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拒絕在經濟和外交上提供幫助，直接限製了辦事處獨立發揮作用的能力。在辦事處成立之後的五年中，盡管全球難民大規模流動，它卻可憐巴巴地縮在一邊，處於被冷落的境地。它所能做的，僅是對還沒有被國際難民組織（TRO）重新安置的無家可歸的人提供法律上的保護。但是有一天，難民專員辦事處一顯身手的機會終於到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發造成了冷戰時期第一次大規模難民危機。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走到了前台，並超越了美國的位置。但從殘酷的現實意義角度來分析，此時的美國認為辦事處對美國外交政策開始具備了可以利用的價值。匈牙利危機為辦事處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展示其作用的舞台。它是唯一能夠協調國際間難民救援工作並為緊急事變籌集物質幫助的機構。為擴大對匈牙利人的幫助，辦事處並未審查難民逃亡的私人原因，而是把所有滯留在奧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匈牙利人確認為“既成事實”的難民。隨著一係列救援活動的展開，辦事處的籌款和運作能力日益上升。高級專員奧古斯特·林德特（AugustLindt）因其卓有成效地領導遣返工作，獲得了美國和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的信任。從此，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一躍而成為國際難民機製的中流砥柱。
非殖民化下的難民問題
50年代末期，從東歐國家流出的難民風潮逐漸減弱。國際焦點慢慢轉向第三世界。這一階段，非殖民化運動席卷第三世界國家，難民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非洲的難民人數如同吃了激素一般飛快膨脹。他們一無所有，需要各種各樣的緊急援助。此時，國際難民機製的當務之急就是有效地對新一類型的難民作出反應。當年難民公約的簽字國被敦促重新調整有關難民的定義的地理和時間界定。高級專員的權力也相應得到擴大。此外，新問題還源源不斷地接踵而至。新難民流動大潮還包含深刻的政治因素。在許多情況中，西方大國的殖民利益被牽扯其中，同時它們又是國際難民機製中的一員，或者是新興獨立國家的內部紛爭和種族衝突直接造成了當時難民的艱難處境。於是，西方國家更多地站在幕後，將難民專員辦事處當作代言人，尤其是那些原來的殖民大國，它們對現有規範的某些規則進行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並且暫時回避潛在的政治利益衝突。西方國家忽然不約而同地願意在政治和財政上支援難民辦事處的擴展，因為它們希望國際上對難民問題的行動能成為解決第三世界國家不穩定狀況的一劑良方。在60和70年代，冷戰的陰雲已經從歐洲擴展到第三世界，東西方兩大陣營都竭力對非洲和亞洲施加影響，並試圖使自己的敵人在這些地區得不到什麼便宜。西方國家把發展中國家的難民問題看成是不穩定的根源，對此坐臥不安。生怕蘇聯乘機在這些地區加緊共產主義滲透活動。麵臨著不斷升級的冷戰，西方國家製訂了新的對策，他們把對難民的援助擺在對新獨立國家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在這一場東西方的爭奪中，對外援助成為西方又一個強有力的武器。在軍事援助、發展援助和難民援救資助這幾個概念之間，幾乎沒有一個嚴格的界限。更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是一個主要以各國政府自願捐資為主的國際組織，而在當時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加入，所以它被牢牢地控製在西方國家的手中。辦事處理所當然的象一隻馴服的小綿羊，其救援計劃很少偏離捐資國的意願。而且在60、70年代，全世界難民絕大多數產生於第三世界，並滯留在那裏。作為旁觀者的西方國家很輕易地把難民規範的適用範圍加以擴展，因為他們不用對難民的大批湧入感到憂心忡忡。西方國家也就避免回答事實上這些難民是否隸屬高級專員管轄這一問題。由於缺一認識，“難民”沒有形成一個被大多數國家所讚同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