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人員和許多難民認為，在這場大屠殺中動手的倒不是軍隊，而是胡圖人的行刑隊，他們自稱“集體進攻者”，多數為年青人，身著休閑服，手持螺絲刀、大砍刀或衝鋒槍，眼睛裏神色冷漠，脖頸上掛著個哨子，如果有人發現正在躲藏或打算逃離的圖西人，隻要一聲哨響，他的同夥就會迅速起來，將這些倒黴的圖西人連同他們的妻兒老小統統“就地處決”。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官員說：“如果你仔細觀們的眼睛的話，你就會發現他們的眼神根本不是正常人的眼神。”這位官員在首都路口曾多次同這些“集體進攻者”相遇，他的結論就來自於街頭的觀察。許多救援人員曾盡一切努力來搭救那些無辜的人，但由於殺人狂已為不可遏製的狂熱情緒所控製，盧旺達的無辜老百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大批死亡，甚至連關在監獄裏的犯人也被帶出來清掃首都街頭的屍體，他們用拖拉機將屍體整車整車地運往萬人坑，有時候一個坑裏埋的就有數千具屍體，首都基加利已經停電斷水，市民們又不敢出門買食品，他們隻能蜷縮在家裏，驚恐萬分聽著從家門口走過的胡圖“進攻者”的吼叫，不知道哪個倒黴蛋又要死在他們的刀下。
據報道，幾千名躲在基加利體育場裏的圖西人曾遭手榴彈和炮火的襲擊。聯合國救援人員說每天晚上胡圖殺手都帶好名單來到體育場裏將專業人員和知識分子帶走，並拉出數十名圖西人一並處死。5月初，有21名孤兒和13名試圖保護這些孤兒的紅十字會人員統統被殺，這些孤兒僅僅因為長得象圖西人而被挑出來“備殺”的，還有人報告說一些牧師因為庇護圖西難民而被活埋。
在大屠殺陰雲的籠罩下，盧旺達整個國家都亂了套，僅僅在24小時內，有25萬盧旺達人湧過邊境逃進坦桑尼亞，使這個國家憑空又冒出一個大城市的人口。這些難民中既有圖西人，也有胡圖人，因為這些胡圖人也擔心，一旦已占領盧旺達東部地區的圖西人威脅攻占首都基加利的話，一場報複性的大屠殺乃是勢在必行的事。
據一名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觀察員說，迄今為止，圖西人還是表現得十分克製的，在圖西人控製的地區還沒有出現對胡圖人的滅絕性大屠殺；他們還沒有動手殺人，現在是政府方麵在動手殺圖西人。盧旺達共有人口810萬，現在離家出逃的已有17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人尚在國內逃難，他們手提破舊的塑料袋，裏麵裝的是幾件衣服，頭頂被褥，整天忙於躲避軍人和土匪。聯合國救援人員曾試圖擋住這股難民洪流，其結果自然猶如“螳臂擋車”，驚恐萬狀的圖西人不再聽從任何人的勸告，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逃命，眼前那怕是地獄，隻要能逃命，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逃進去。在這場混亂的大屠殺中，隻有一個不受政客和士兵左右的贏家，那就是各種疾病，由於衛生設施已蕩然無存，各種流行病——傷寒、痢疾、霍亂及其他疾病自然猖獗起來，它們是難民，特別是兒童的最大威脅。盧旺達的沼澤地不消說密布蚊子，山區裏的雨季還在繼續，難民營裏傳來的全是肺炎和肺結核的幹咳。一名紅十字會的大夫用塑料布搭起帳篷作為臨時醫院，這裏每天要治療70來名被槍打傷的圖西人和100來名被大砍刀砍傷的圖西人，此外就是那些患上流行病的難民。說實話，這位紅十字會大夫也有自己的擔優，因為他本人也是名難民。他說：“我本來是同妻子及4個孩子住在基加利，但在一個月前，我不得不丟下她們，隻身逃往此地，在過去2個星期裏，我曾打電話回去，但是沒有人接電話，恐怕她們都完了，我的鄰居都早已被殺光。”他有3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全都不到7歲。
在這樣一個“彈丸之地”的小小國家裏，怎麼會有如此大的仇恨呢？曆史學家的觀點是：在殖民者撤出殖民地之後，人為留下的權力真空就會引起壓迫和被壓迫者鬥爭。這方麵是不乏先例的，印度和剛果就是如此。而盧旺達的曆史更證明那裏的部落衝突原本是西方殖民者一手造成的。一百多年前，歐洲人首次來到盧旺達，他們發現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是高個子、有魔力的圖西族國王，而皮膚黝黑、粗矮壯實的胡圖人隻是種植莊稼的農夫，他們向圖西人提供食品和服裝，這兩個部落互相幫助、互相依賴，過著和諧的生活。英國著名的非洲曆史學家戴維森說：“他們生活在一個理智的、心滿意足的社會裏，這兩個部落間根本沒有什麼深仇大恨，這完全是殖民製度帶來的。”
首先來到盧旺達的是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換成了比利時人的間接統治，他們根據膚色深淺而決定支持膚色較淺的圖西人對這國家的統治，而且圖西人外貌更象歐洲人因此他們被比利時人選中作為他們統治胡圖人的代理人。比利時人還不時向圖西貴族提供教育的方便。他們為那些想上學的圖西族首領的兒子定了下最低的身高標準，而這一高度又恰恰把胡圖人排除在外。圖西人還能在官府找到最好的工作。得克薩斯州大學東非問題專家蘭菲爾說：“這就使社會產生了不同階層，出現了以前從未有過的差異。”殖民主義的歲月就這樣逐步葬送了幾百年的維護部落和平的社會和政治結構。
到1959年，長期受壓迫的胡圖人反抗了，造反的胡圖人揮舞著大砍刀衝向圖西人，砍掉他們的雙腳，強迫對方“長得”和他們一樣高。要求獨立的浪潮很快席卷了這個國家，驚慌失措的比利時人突然拋棄他們的圖西代理人，站到了多數民族胡圖人的一邊。從此以後，比利時殖民者就這樣極不負責任地點起胡圖人對圖西人的仇恨，並且把圖西人丟給了胡圖人，也是從這時候起，圖西人逃往烏幹達，他們在那裏一住就是30年，但始終沒有忘記要回來奪去失落的權力。
到1962年比利時人被迫讓盧旺達獨立時，胡圖和圖西這兩個部落的矛盾已達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法國波城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康斯坦丁說：“一旦權威當局出現分裂，這就預示著動亂、憤怒和恐懼。在盧旺達這個社會裏，個人的過錯就變成了集體的過錯，個人犯下的過失會招致全家人被扣押、甚至處死。在這種絕對不會令人愉快的環境中，恐懼和不確定就會導致集體大屠殺，冤冤相報，永無了結。“這位教授的話在盧旺達日後的社會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證。隨著圖西人受教育的程度逐年提高，胡圖人政府又想出了加劇部落間緊張局勢的花招，花招之一就是命令全體盧旺達人都佩戴表明自己部落的“身份卡”，還有流言傳說道，要把圖西人統統趕往某地居住，這純粹是黑人對黑人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圖西人的任何反抗都遭到無情的鎮壓。哈比亞裏馬納總統在一切順利時還比較溫和，象個現代化的多元文化主張者，80年代末，盧旺達經濟開始惡化，自然災害蔓延四方，哈比亞裏馬納總統手中的權力也開始動搖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推進改革政策，放鬆了言論管製，並開始同反對派談判，允許對方也進入政府。但許多人也認為他的改革措施是吞吞吐吐，不明不白的。1990年，圖西人的愛國陣線組織從烏於達打進盧旺達，一場內戰爆發。1996年8月，簽訂阿魯沙條約，內戰停止，但根據條約權力必須由雙方分享。圖西人最終被允許進入民族團結政府，維持和平的部隊也由這兩個部落的士兵混合組成。可是，和解的前景對胡圖強硬派來說則是不能容忍的，一場陰謀就此啟動。基加利上流社會的某些人開始把子女陸續送到國外，看起來似乎和過去一樣的部落衝突很快演變成一場有計劃、有步驟的血腥大屠殺。雖然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人被允許進行正式調查，但聯合國官員認定製造總統座機被擊落事件以達到挑起大屠殺目的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總統衛隊的強硬派人物。
盧旺達的悲劇應該說是向全世界發出了一個信號，專家們說這一衝突形式將成為“今後幾十年的惡夢”，它們既不由政治家發動的戰爭，也不是正規軍隊的鬥爭，其結局也不會通過停戰協定來實現，這些部落衝突完全是中世紀的戰爭，地區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衝突全混雜在一起了，成了“一鍋稀飯”，他們選擇的是最原始、最落後、然而也是最殘忍的武器——大砍刀。
這種大規模的屠殺之後，以胡圖族為主的上百萬盧旺達難民逃往紮伊爾東部。穆貢加的難民營就是其中的一座規模較大的難民營。它設在一片油黑色的火山熔岩構成的廣闊土地上，有數萬名難民在此棲身。在這個難民營裏，老人們惶恐不安，孩子們在哭泣，婦女已經精疲力竭，男人們衣衫襤褸。他們是從相距幾十公裏的基本巴難民營逃去來的，以躲避從附近的盧旺達邊界飛來的炮彈和子彈。穆貢加難民營位於紮伊爾城市戈馬西部，這裏已經接納了20萬盧旺達胡圖族難民，他們都是在94年內戰爆發後逃離的。盧旺達有胡圖族難民用兩年半的時間在穆貢加建立了一個巴勒斯坦式的永久性的難民營，這裏的帳蓬都裝有木門，還開辟了一些小萊園，他們在這裏由火山的凝灰岩構成的肥沃土地上種了萊豆、高梁、薯類、在難民營裏，還建了一些小咖啡館、小店鋪及小教堂。那些胡圖族“老”難民建起了他們的簡陋住房，有綠色的，有桔黃的，藍色的或白色的，這裏的所有人都把這些房子叫“裝甲車”，房子後麵用灰色或黑色灰山石建起了小矮牆。這股難民潮最初到來之時，確實有些讓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及其它人道主義組織措手不及，但現在秩序正逐步建立起來。
盧旺達國內的武裝衝突，最後由多年來一直流落異國的圖西族人武裝——“愛國陣線”經過幾番血戰後攻占基加利。盧旺達新政府一直強調在政治上奉行民族和解政策，在全國實行“和平文化教育”。盧旺達政府還派團考察南非“事實與真相委員會“如何施行種族和解的經驗。然而，在基加利表麵的平靜下，仍然有著令人不安的隱優。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逐步掌管各級政權私下常表不滿。1996年底以來，在難民辦事處的幫助下，約百萬胡圖族難民自紮伊爾和坦桑尼亞返回國內，但其中夾著一些曾參與1994年大屠殺的前政府軍人員。盧旺達境內因此發生了數起武裝騷擾事件。一位曾在非洲工作多年的比利時經濟學家說：“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中都有為和平努力的人，也都有一些極端主義者。當我們探討盧旺達的前途時，不要忘記了這個國家的700萬人口中有400萬兒童、200萬婦女，而全國的土地隻有兩萬平方公裏。這就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