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湖地區：陷入泥沼的最後掙紮
由於大批盧旺達難民逃往紮伊爾東部地區，紮伊爾與盧旺達、布隆迪和烏幹達三個鄰國間的積怨不斷加深，留下了難民危機的隱患。紮伊爾處於非洲大陸的重要戰略地位，它有廣袤的土地和豐富的經濟資源。但處於爆發民族和部族爭端的“大湖國家”地區中心的紮伊爾也開始像利比裏亞、塞拉利昂和索馬裏等非洲大陸的許多國家一樣加入了分崩離析和爭端的行列。1996年10月下旬，紮東部亞穆倫蓋人即圖西族人因對被剝奪國籍等不滿，最終揭竿而起，從南到北相繼攻克了烏維拉、布卡武和戈馬等重鎮。紮伊爾政府指責盧旺達軍隊越境與紮伊爾圖西族武裝聯手與紮軍作戰，同時抨擊布隆迪和烏幹達政府支持紮圖西族反政府武裝。紮伊爾與鄰國關係迅速惡化，紮盧兩國軍隊於11月初數次發生隔界交火。與此同時，紮伊爾斷絕了同盧旺達、布隆迪、烏幹達三國的外交關係。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等國際救援組織的人員被迫從紮伊爾東部難民營中全部撤離，約百萬難民在食品匱乏、疾病流行、部族仇殺的絕境中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1996年11月5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關於非洲大湖地區形勢的108號決議，授權加拿大等國組建臨時多國部隊，協助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和民間救濟組織運送救援物資，減輕紮伊爾東部難民和平民苦難，協助難民自願返回家園，任期至1997年3月31日。
從數千米高空的飛機上俯瞰，藍色的基伍湖平靜詳和，然而一走近湖邊，你馬上會被裹人黑色的洪流。“非洲心髒”紮伊爾東部邊境的基伍湖區，正湧動著一股盧旺達難民歸國潮。
從11月15日開始，兩個星期內，總共已有60萬盧旺達胡圖族難民越過紮、盧陸上邊界，自願遣返。在東紮總共120萬盧旺達難民當中，另有一半仍輾轉在歸途之中。
基伍湖以東盧旺達西部邊境地的吉賽尼自治州，是歸國難民入境的必經之地。吉塞尼是個小山城，山坡下國境線的另一端，是紮伊爾東部城市戈馬。難民們就是從戈馬一路上坡。回到祖國懷抱的。
兩城之間有一大一小兩個人境關卡。為便於清點難民入境人數和發放食品。盧方將小關卡作為“難民通道”——一條不足四米寬的羊腸小土路。歸國潮高峰期間的一兩天時間裏，難民們以每小時一萬人的速度越過邊界，雙方的邊防士兵根本無法實施任何檢查，難民們亦毋須辦理任何手續。入境口以北幾百米處，新建一個個由5000多個簡易小帳篷組成的難民營，每個帳篷居住一個家庭。難民營人口處擺放著十多隻大水箱，上麵印有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的標識“LNHCR”，營中每位難民每隔三天可以從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的救援人員那裏領取一次口糧，共九塊壓縮餅幹和一升熟玉米粒。
紅十字會在難民營裏設有救治診所，並給難民注射免疫藥物以防流行病傳染。難民帳篷幾乎沒有任何設施，鋪一張發給的塑料布，用逃難時隨身攜帶的薄氈裹身，晚間便可席地而臥了。眼下正逢雨季，11月開月以來幾乎每天都要下一場雨，好在難民營設在一個山坡上。即便如此，難民生活之艱辛，可以想見。
這些歸國的盧旺達難民，返鄉之後仍寄身於難民營，是因為他們避難期間，原來的家已被他人占據。1994年種族大清洗平息後成立的圖西、胡圖聯合政府，目前頒布了一項命令，規定占房者必須在兩星期內將房屋騰出，歸還前來索認的難民。吉賽尼自治州州長說，在過去四天時間由州政府和聯合國難民署合作進行的“難民家園確認登記”工作已經完成。
1994年種族清洗後組成的以胡圖族比齊蒙古總統和圖西族愛國陣線武裝部隊總司令卡加梅副總統為首的盧旺達民族聯合政府，奉行了民族和解政策，並頒布了一係列法令佐以實施。看來，在兩年多的時間裏，一個民族和解政府的形象已經在百姓心中樹立。然而，在難民安置計劃的落實過程中，還會遇到各種物質困難和精神、心理上的障礙。在這個2.6萬平方公裏土地上居住著800萬人的非洲人口密度最大者之一的湖畔國家，要徹底彌合部族裂痕，尚有待時日。
眼下最迫切的問題是，今天歸國的難民群，究竟何時能重返昔日基伍湖畔寧靜的家園？
“非洲難民”這個詞彙可能隻是一個抽象概念，但是到戈馬看過之後，它變成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感性認識。在這個紮伊爾東部的邊陲小鎮，在這個收容過70萬婦孺老人的全世界最大的的難民營，在這條100多公裏的歸鄉之路上，你每一分鍾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都是難民、難民、難民！
麵對這場發生在大湖國家的非洲最大的難民危機，國際上進行了大規模救援行動。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國際紅十字會、世界糧農組織等國際救援機構，繼10月底戰亂期間出於人員安全考慮而暫撤離之後，11月中旬又重返戈馬，開始了以說服、自願遣返盧旺達為目標的救援行動。在過去兩個星期裏，總共已有60萬難民離開戈馬前往吉賽尼，踏上回家的道路。
從穆貢加沿穀底公路繼續西行，便遇上了源源不斷迎來的聯合國難民署運輸遣返難民的車隊。大批搭不上車的難民隻好步行。
一路上，除了車聲之外，一切都出奇得靜。難民們誰都不說話，婦女頭頂被褥身背幼兒，老人拄杖負重，連小孩都拎著水桶，大家一步一步默默地前行。
到了距戈馬83公裏的薩基小鎮，往前就是叢林區了。國際救援機構的救援活動就從這裏開始。
在哨卡這邊，加拿大的數十名工作人員在路兩旁，向剛剛走出叢林的難民發放第一種援助品——一杯加入多種物質和其他微量元素的“營養水”，據說喝下這樣一杯水，可以保證人體一天的最低能量需要，還可幫助經過長途跋涉嚴重脫水的難民恢複新陳代謝功能。
相隔百米遠處，穿著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徽服的人員在向過往難民發放餅幹。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則給病情嚴重人員登記發證，幫助他們優先登車，以便盡快得到治療。糧農組織除保證難民食品供應外，還向成年難民發放一些作物的種子，以便難民們早日結束依靠救濟的生活，踏上自力更生之路。
迄今為止，除了已經遣返的60萬難民外，另有近30萬人仍走在叢林之中，走在通往戈馬的路上。
為了阻止西方主導的多國部隊以“確保難民走廊安全”的名義進駐大湖國家，盧旺達和布隆迪兩國政府和東紮叛軍一方麵協調一致，盡快加速難民遣返，一方麵堅決要求國際社會提供人道主義援助而不是軍事幹預。
今天，盧、紮邊境的難民救援活動盡管還麵臨著種種困難，但是，在國際救援組織和當地機構的協作努力下，至少60萬難民在短時間內被迅速遣返到盧旺達各地，這不能說是一大驚人的成績。
在這場大湖戰爭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是所有國家的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相互對立，而不再是紮伊爾與盧旺達或布隆迪之間對立。紮伊爾想要擺脫盧旺達難民給它造成的負擔。但是，它同時希望解決內部問題。盧旺達並不掩飾自己的野心：組織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來重新分配大湖地區的土地，哪怕是重新劃定邊界，因為在這個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裏265人的國家裏，容納不下那些不期然成為盧旺達人的所有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同樣的生存空間要求也解釋了布隆迪的態度。烏於達被懷疑企圖建立圖西族對大湖地區的領導地位，這種懷疑是有一定道理的。1986年，約韋裏·穆塞韋尼（圖西族）就是依靠那些從盧旺達圖西族難民中招募的戰士奪取了政權。坦桑尼亞的情況完全相反：在坦桑尼亞人口中，胡圖族人占有很大比重。為此坦桑尼亞政府受到指責，它被認為向反叛的布隆迪的胡圖族人、盧旺達胡圖族難民以及紮伊爾境內所有難民提供援助包括軍事援助。
而大國們又想要什麼呢？所有的大國都想向難民表明它們希望幫助飄泊不定和受著死亡威脅的難民們。但是每個大國都有其不可告人的打算。
法國希望重新恢複它在大湖地區的地位。盧旺達朱維納爾·哈比亞利馬納政權的消亡，1994年綠鬆石行動的失敗、以及當時蒙博托在紮伊爾的搖搖欲墜，都極大地動搖了法國的地位。但是巴黎不想再單槍匹馬地幹了。希拉克進行了成功的努力，他的人道主義幹預部隊的設想得到了歐盟，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的支持，在較低程度上贏得英國、埃及、馬裏和南非的支持。
而美國的理論卻是：所有的盧旺達難民都應當回到盧旺達去，國際社會在盧旺達為迎接他們和重新安置他們進行必要的準備。
今天國際社會依然是個金字塔形的等級結構。各方麵的力量和因素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完全非政治性的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僅僅能夠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盡可能地為難民創造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關鍵是靠大湖地區的各國政府摒棄前嫌，恢複飽受戰爭創傷的難民們的信心，重建一個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