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文曾提到，民間故事、傳說中有不少關於動植物或無生物變化成精的內容。事實上，這類內容也廣泛見諸許多傳統小說當中，例如《封神演義》中的琵琶精、玉石精，以及《西遊記》當中的牛魔王、紅孩兒、蜘蛛精、玉兔精，等等。這些精怪，同樣有著神奇的誕生，也經過了長期的修煉。但是，為什麼它們是形象恐怖可憎的魔，而孫悟空卻是令人敬佩和親近的神呢？
這種情況的形成，同孫悟空形象的複雜性直接相關。
孫悟空的形象，是一種充滿了衝突和矛盾的形象：他的身上強烈地體現著個性化的追求同製度化的社會生活規範之間的衝突。從某種程度上，就孫悟空而言，整部《西遊記》，可以說所講述的正是個體與社會從相衝突到相適應的過程。
作為天地生成的靈猴，孫悟空沒有任何先天的社會關係羈絆。然而，出世之後，他很快就被納入到了社會關係或者說文化的係統當中，也即被社會化或文化化了——這是生活在社會網絡中的每一個個體所必然要經曆的過程，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個人必須接受與其地位、職責相關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這種文化習得的過程就是文化化（enculturation）或社會化（socialization）。孫悟空首先與群猴建立了一種“同宗”關係，然後又與其他各種精怪建立了兄弟關係，這些狀況，都表明他身不由己地同社會文化發生了聯係。
文化化或社會化的過程，不僅表現在作為個體的他同所屬種類之間要發生關係，還表現在他所屬的這一群體同其他的群體之間，也必然要發生聯係。而這也是身不由己的，他想脫離這些網絡而獨立生活是不可能的：花果山的平靜生活受到來自人王、獸王、禽王等的潛在威脅，因此他要先去傲來國掠兵器，又赴龍宮奪寶。陰司要來勾去他的魂魄，了結他的生命，因此他要大鬧陰曹地府，擾亂三界秩序。就這樣，他被卷入了更大範圍的社會關係的網絡中。這一關係網絡，所體現的可以說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秩序，它是製度化的社會所普遍遵循的秩序。與之相比，他同群猴之間以及同其他精怪之間所建立的關係，所體現的隻能說是小群體的或邊緣社會的秩序。
這種大的關係網絡，孫悟空是以一種對抗者或顛覆者的姿態進入其中的。如果說他最初確立的與群猴及其他精怪間的社會關係，主要是建立在“義”的基礎之上，對自由的個性沒有什麼約束，那麼，製度化的社會關係要複雜得多，它建立在需要所有成員共同遵循的諸多行為規範的基礎之上，強調秩序，強調等級，強調個體對整體的適應和服從。然而，在孫悟空那裏，最初確立的社會關係，已成為了他對待一切人際關係的基礎原則，這使得他即使在天宮為官時，對所有神仙也均以“兄弟”相稱。這種行為方式，同製度化的社會秩序是格格不入的，故此整體的社會網絡需要對他加以改變和調適。但在孫悟空的身上，因天性使然，追求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生活的願望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他不願受任何的束縛，並因而對一切的製度、一切正常的秩序，無論其合理與否，隻要對要求自由的個性構成羈絆，便都持一種顛覆的態度和行為，以求生活得痛快淋漓、酣暢自如。於是，他可以在龍宮地府隨心所欲；見到天國至高無上的權威玉皇大帝，也隻唱個喏了事，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各種天條法規，對他來說如若無物，可以隨意偷吃蟠桃，偷飲仙酒，偷吃仙丹；而在規矩、製度對他的行為構成束縛時，他便奮起金箍棒，直打通明殿、靈霄殿，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在玉帝驚慌失措下請來如來佛時，孫悟空依然毫不畏懼，竟對如來宣稱“‘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隻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若還不讓，定要攪擾，永不清平！”這種憑借天馬行空的高超本領，顛覆現有的秩序，極度張揚個性自由的行為，對於讀者來說，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夠使得其內心深處衝破一切約束的叛逆衝動得到宣泄。這種衝動，屬於一種本能的衝動，按照弗洛伊德有關潛意識的理論，它所對應的是“本我”。這是人內心深處不斷企圖衝破一切社會規則的一種強烈暗流，它無法上升為明確的意識，但常常潛在的發揮著影響。通過正常的途徑使這種心理機製得到適當宣泄，是個體心理維持平衡的一個前提。做夢是宣泄的重要途徑之一，而閱讀小說也具有同樣的功效。好的小說，能夠引導讀者在與作品主人公共同經曆的“白日夢”中，使“本我”的衝動得到充分的宣泄。顯然，在滿足人們叛逆衝動的宣泄方麵，孫悟空的行為事跡能夠與讀者產生巨大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