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秋之交，一天中午，在北四川路底的魯迅寓所裏，許廣平正在廚房裏忙著炒菜，今天有遠方來的貴客，酒菜一定要準備得豐盛些。不多時，在馮雪峰的陪同下，陳賡和朱鏡我兩位客人到了。陳賡是紅四方麵軍的一位師長，剛剛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來到上海。陳鏡我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位幹部。他們的到來，給這裏增添了革命的喜悅氣氛。曾經出生入死的紅軍將領陳賡和身經百戰的革命文化主將魯迅一見如故，談得十分融洽。
陳賡介紹了紅軍在反國民黨圍剿中的艱苦激烈的戰鬥和紅軍將士在曆次戰鬥中的英勇頑強的精神。陳賡講得繪聲繪色，令人如身臨其境，感動淚下。魯迅聽了這些可歌可泣紅軍英勇獻身的事跡深受鼓舞，心情異常興奮激動，從紅色革命根據地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的曙光。
當時在魯迅的案頭上放著準備出版的兩部蘇聯長篇小說，一部是魯迅翻譯的、法捷耶夫著的《毀滅》，另一部是曹靖華翻譯的、綏拉菲摩維支著的《鐵流》。大家認為，如果將紅軍將士在反圍剿的艱苦激烈的戰鬥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頑強的精神寫成一部小說，那將比蘇聯綏拉菲摩維支著的《鐵流》所描寫的故事對中國人民的鼓舞力量要大得多。
“我們希望魯迅先生能寫這樣一部小說。”馮雪峰覺得此刻該把這次來的目的和盤托出了。便闡明自己的看法道：“外國的記者和作家如史沫特萊，根據從我們這裏得到的材料寫成的文藝性報告頗受國內外讀者的歡迎，以魯迅先生的文筆寫出紅軍將士在艱苦激烈的戰鬥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頑強精神，肯定更能高出一籌。我們是中國人，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比外國記者和作家要多，對中國社會的體驗要比外國記者和作家要深，無論怎樣總可以寫得與外國記者和作家不同些。就是不寫成小說，寫成報告文學也很好，在當前政治上的作用和影響一定很大的。尤其是魯迅先生來寫。”
“這是有關紅軍將士在反圍剿中英勇頑強獻身戰鬥的油印材料，可供先生參考。”朱鏡我適時將事先準備好的材料遞交魯迅。
“看吧。寫一個中篇，可以。”魯迅接過那些珍貴的材料說。
魯迅也覺得這確實是一項很重要的任務。如果能以小說的藝術形式將紅軍戰士的英勇戰鬥事跡寫出來，將紅軍將士反對國民黨的反革命圍剿的艱苦卓絕的激烈戰鬥場麵展示給國內外讀者，也是很有意義的。於是，魯迅決定以紅軍將士為主人公來寫一部中篇小說，通過歌頌紅軍將士為締造一個新中國而浴血奮戰的英雄事跡，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為迎接新中國的曙光前仆後繼去戰鬥。
但是，魯迅一直沒有寫這部小說。他覺得自己不熟悉紅軍及其戰鬥的實際情況，作為寫現實題材的小說很難造成創作的真實感，不用說真實人物的鮮活個性表現不出來，就是戰爭氣氛也是不可能寫好的，和綏拉菲摩維支寫《鐵流》不同。綏拉菲摩維支曾經在軍隊中工作過，對戰爭情況和將士生活都很熟悉，小說中所描寫的戰役雖然沒有親身經曆，但和其中的主人公原型談過多次話，而且還到自己生活過的戰地去作了實地調查，對小說題材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習俗等都是非常熟悉的。
魯迅所處的環境是極其惡劣的，經常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跟蹤，時刻都有被逮捕被殺害的危險，和工農兵相接觸的機會被剝奪了，因此，使他失去了寫這樣一部小說的一些必要條件，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硬寫，也可能寫出一些戰爭的氣氛，但由於無法寫出紅軍將士真實的內心世界，所描寫的人物的麵貌將是蒼白的模糊的，更不可能成功地塑造出紅軍將士的典型形象，因而不可能有非常強的藝術感染力。他未能實現寫一部反映紅色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生活的中篇小說的計劃。
從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魯迅作為一位舉世聞名的作家，他的創作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當然，魯迅在能夠寫小說的時候也並不是不想寫小說。除了上麵說的他有一個寫一部反映紅色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生活的中篇小說的計劃之外，後來，他還有一個寫一部反映中國四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的長篇小說的計劃。
但是，在中國人民處在“三座大山”壓迫下的年代裏，在外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國民黨反動派的猖獗、社會上封建腐朽的毒孽及文壇上反動虛偽的勢力的黑暗社會中，在國難嚴重日甚、環境十分惡劣條件下，對於魯迅來說，雜文是他的最鋒利的武器，更適合於他的戰鬥，他自然繼續向雜文方向發展。作為戰鬥武器，魯迅的後期雜文無論在思想性或藝術性方麵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