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道路越來越寬闊，城市的樓房越來越高，城市的天空下彌漫著濃厚的工業煙塵和汽車尾氣，天空不再湛藍，滿目渾濁的陽光，你可以感受到是個晴天，但就是看不清陽光究竟是從哪裏鋪向地麵的。
這時已是九十年代的中期了。許克己五十歲了，一個知天命的年齡，他卻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運。頭發花白，一身洗得發白的中山裝常年累月套在身上，呈現出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形象。王大蘭給他買了一件夾克衫，許克己堅決不穿，他給兒子穿，兒子說太土了。王大蘭文化不高但對文革語言比較熟悉，所以她就強烈譴責許克己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的頑固分子。
許克己當講師已經快十年了，與他同期評講師的人都已經是副教授了，但他卻原地踏步。學校蓋了六幢宿舍樓，許克己卻隻能住在三間平房裏，因為宿舍樓實際上就是教授樓，許克己講師眯著眼看著樓房拔地而起，他卻麵對著自己的三間破舊的平房嘴裏自言自語著“何陋之有”。然而他的妻子王大蘭不幹了，她已經在二十多年的清貧中逐漸失去了耐心，平房裏沒有衛生間，春暖花開，公共廁所裏卻是臭氣熏天蛆蟲滿地，一家人實際上是跟學生們共用一個廁所。夏天的時候，雷暴雨鋪天蓋地，年久失修的平房就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在風雨中垂死掙紮，屋裏又漏雨了，家裏的鍋碗瓢盆一起上陣接漏，最後連深筒膠靴也用上了。王大蘭在風雨如注的夜裏跟許克己大吵，“你這個窩囊廢，嫁給你算我倒了八輩子黴。”王大蘭跟許克己爭吵的語言越來越刻薄，許克己麵對著屋內破敗的景象一言不發，他已經無法再用聖賢的語錄來對抗這個淒涼的夜晚，他默默地坐在雨聲中悶著頭抽煙，煙霧在潮濕的空氣中渙散著碎了，突然間“啪”的一聲，電線短路了，屋內一片黑暗，煙霧也消失了，許克己看著黑暗中的煙頭上的火星或明或滅。他陷入了漫無邊際的想象中，想象中的世界遙遙無期。
他的學生李保衛副教授在住上新樓後，又當上了語文教研室主任，他特地找許克已談心。三十多歲的李保衛副教授十年前就拿到了黨校本科文憑，而許克己大專剛上了兩個學期就自動放棄了，李保衛對許克己很尊重，不管當初許克己如何以老師的身份嚴厲地清算自己，但如今畢竟老師很失意，所以他掏出一支“紅塔山”香煙遞給許克己，並為他點上火，他說，“許老師，按你的資格早就該評上副教授了，但現在這世道就這樣，一個人對抗一種製度是不可能的，隻有順應潮流。”李保衛的口氣像是開導更像是教訓，許克己臉色很難看，他反問一句，“你說我當如何順應潮流？”李保衛說，“全校那麼多人都通過了職稱英語考試，隻要你想過，你當然也能通過。”許克已臉上彌漫著濃厚的煙霧，緊鎖的眉頭在煙霧中凝固不動，他說，“讀書的時候學的是俄語，沒學過英語，怎能弄虛作假？”李保衛說，“如果實在不想考英語的話，你可以考日語。日語中有許多漢字，連蒙帶猜，許多老教師不都過了嘛。”許克己將煙頭扔在地上，然後用腳輕輕地踩滅，他很懷疑地看著李保衛，說一句，“‘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當年在課堂上我跟你們講過多少遍，你們都忘了。”說完他一個人默默地走了。李保衛發現許老師的步子越來越慢了，他真的老了。
許克己沒當上副教授，並不是有人跟他過不去，以他的資曆，本科文憑已經不重要了，他可以憑十年講師的教齡直接參評副教授，隻要通過職稱外語考試，再發表兩篇論文，副教授是比較容易評上的。問題在於許克己認為不懂外語的人居然都通過了外語考試，這既是欺騙自己，也是欺騙組織，王大蘭說，“組織上從來沒說過考過去的人是欺騙組織。”許克己說，“那隻能說明是組織欺騙組織。為什麼要如此勞命傷財地做這些事？”
已經升任市教育局長的鄭紅英年初到師範學校視察工作的時候，聽取了學校的工作彙報後，她找到了許克己，十多年來，他們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來往了，如今站在鄭紅英對麵的許克己已經是一個十分合格的下級，臉上早已沒有了青春年少時的瀟灑，枯黃而僵硬的表情中隱約可見的是孤獨和固執，鄭紅英局長說，“老許呀，以你的聰明才智，無論是考英語還是日語，我相信沒有任何問題。至於兩篇論文，你的教學筆記我看過，每篇都是論文，為什麼不拿出去發表呢？副教授的事宜早不宜遲，即使你不想要，你的老婆孩子也是需要的，工資房子都跟職稱掛勾。”上午的陽光很刺眼，許克己揉了揉被陽光刺痛的眼睛，漫不經心地對鄭紅英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其身不正，何以正人？我是老師，不是江湖騙子。”鄭紅英局長的秘書喊她去參觀電教館，鄭紅英於是給許克已丟下一句話，“有什麼困難可以去找我，我不是說求我。”許克己站在初春清淡的陽光下，看到天空飛過一群鴿子，鴿哨聲明亮而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