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詩(4)(2 / 3)

第二層寫安史之亂叛軍攻陷東都洛陽後,連昌宮的荒廢景象。連昌宮長期關閉,玄宗之後五位皇帝都未臨幸。直到元和十二年,使者奉命來連昌宮砍竹子,才目睹一片荒涼衰敗。後來玄宗下榻連昌宮,晚景淒涼。連同當年楊貴妃住的端正樓,也物廢人非,無複當時的倩影了!

“我聞此語心骨悲”至“努力廟謨休用兵”——此為第三層,通過詩人同老人的問答,指出了“太平誰致亂者誰”以及朝政治亂得失的原因。野老:即野父。口語稱老年人為“父”。姚崇(650-721):曆武周、睿宗朝宰相,玄宗先天二年(713)再度為相。宋(663-737):睿宗朝宰相,開元四年(716)由姚崇薦為宰相。二人為當時名相,皆有政聲,史稱“姚宋”。相公:是對宰相的尊稱。燮理陰陽:輔佐皇帝順利地處理政事。宰相當時無專門的分工職掌,責任就是輔佐皇帝。燮理,義同調和。陰陽,指整個社會生活。中外:指唐王朝與外邦鄰國。揀選:選拔人才。皆言:都說(人所公認)。相公:一作“至公”。祿山宮裏養作兒:楊貴妃養安祿山為義子,出入宮廷,肆行無忌。《新唐書·逆臣傳下》:“(天寶四載)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及三夫人約為兄弟。”鬧如市:鑽營之輩趨走虢國夫人之門,故門庭若市,喧鬧非凡,意即招權納賄,紊亂朝政。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天寶間致亂宰相。楊國忠入《外戚傳》,李林甫入《奸臣傳》。廟謨:廟指朝廷,謨是國政,即朝廷謀劃國家大政。五十年:指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始,至唐順宗永貞元年(805)。瘡痏(wěi):戰亂帶來的殘敗局麵和民生疾苦。指安史之亂帶來的混亂局麵。瘡的瘢痕叫做“痏”。今皇:指唐憲宗。丞相:指裴度。憲宗即位後,有意平定藩鎮叛亂,裴度是極力襄助的臣子。吳蜀平:元和元年(806)西川節度使劉叛,神策軍使高崇文奉詔討劉,擒之並解送長安,族誅,蜀亂平;元和二年(807),鎮海軍節度使李反,為部屬所擒,押送長安被處死,吳亂平。淮西賊:元和九年(814)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為帥,叛。十二年(817)丞相裴度自請督師平叛,十一月隋鄧節度使李雪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淮西賊平。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過去因戰亂,皇帝無暇到連昌宮,故農家可在宮前道旁耕種;而今亂平,就不讓農家子孫耕種了。深望幸:殷切地希望皇帝幸臨連昌宮。幸,皇帝親臨曰幸。廟謨:一作“廟謀”(謀劃好朝廷大政)。

第三層稱讚姚崇、宋選賢任能,地方官廉潔清平,開創了“開元盛世”。姚宋死後,楊貴妃獨寵,楊國忠、李林甫專權誤國,終於釀成“安史之亂”。接著筆鋒轉而稱頌憲宗削平藩鎮割據和叛亂,“吳蜀平”,“天下寧”。結句意味深長,點明主題,祝願朝廷“努力廟謨休用兵”,安定社稷,天下太平。

全詩評判李唐朝政得失,抨擊藩鎮叛亂割據,批判奸相弄權誤國,同時含蓄地揭露唐玄宗及皇親國戚的驕奢淫逸和外戚的飛揚跋扈。曆代詩論家推許其“有監戒規諷之意”,“殊得風人之旨”(《容齋隨筆》),同白樂天的《長恨歌》一樣,具“有風骨”(《藝苑卮言》)、“開闔有法”(《詩辯詆》)、“亦一時傳誦”(《峴傭說詩》),是膾炙人口的長篇敘事名篇。洪邁在其《容齋隨筆》中給予高度評價:“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蓋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詩人把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事件、人物集中在連昌宮內來鋪寫,充分發揮藝術想象力,采取虛構、比擬、渲染、誇飾多種方法,吸取唐人傳奇的典型化手法,形象而又生動地反映社會曆史真實,使曆史事件同藝術真實融合一體。

詩人重點在敘事,而且是通過與老翁的對話,如《唐詩快》所說:“通篇隻起首四句與中間‘我聞’二句、結語一句是自作,其餘皆借老人野父口中出之,而其中章法承轉,無不妙絕,至於盛衰理亂之感,又不足言。”或順敘,或倒敘,或敘議融為一體,既流暢自然,又委婉曲折。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以為:“初唐人歌行,蓋相沿梁陳之體,仿佛徐孝穆、江總持諸作,雖極其綺麗,然不過將浮豔之詞模仿湊合耳。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使今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餘以為當為古今長歌第一。”

就《連昌宮詞》同《長恨歌》相比較而言,曆代詩論評判二者優劣,各有所偏重。《墨莊漫錄》認為:“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於荒淫之語,終編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也。”(張邦基)在“諷諫”意義上,《連昌宮詞》思想內容、批判意義比《長恨歌》更明朗、更強烈!《載酒園詩話又編》斷言:“《連昌宮詞》輕雋,《長恨歌》婉麗……顧前人諸選,惟收元(稹)作者,以其含有諷喻耳。”《養一齋詩話》則認為:“然元之詩品,又不逮白,而《連昌宮詞》收場用意,實勝《長恨歌》。豔《長恨》而亞《連昌》,不知詩之體統者也。”

《連昌宮詞》描寫細膩,布局完整,以老翁緬懷舊日、追憶往事的形式,緊扣“盛”與“衰”兩個環節,通過今昔對比,道出了“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統治者的荒淫奢靡生活。描寫連昌宮之“盛”,重在刻畫人物;敘述連昌宮之“衰”,偏於描摹景物。“盛”時寫人為主,而景物自在其中;“衰”時寫景為主,曆曆往事如在目前。尤其是詩人采取賦的手法,極盡鋪陳、肆意渲染,動靜結合。特別是第二部分賦“衰”,淒涼冷漠,真是“長歌當泣”(《批選唐詩》),不忍卒讀!

全詩六百餘言,一氣嗬成,結構縝密,層次清晰,長而不亂,生動感人。在描寫人物方麵,無論是內侍宮婢,還是梨園弟子,都是寥寥數語,如同畫龍點睛,不僅情態各異、個性突出,而且形象鮮明、栩栩如生,逼真傳神、入木三分。在藝術手法上,借老翁之口發抒議論,以史代論,並且在注意詩的意境的同時,開宋人以議論為詩、以議論入詩風氣之先。王世貞說得好:“《連昌宮詞》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藝苑卮言》卷四)不僅是詩人發表了自己的議論見解,而且做到了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體裁與風格的和諧,不失為中國文學史上描繪天寶時事的一幅詩歌長卷,古典文學畫廊中的藝術珍品!

在情節安排方麵,實實虛虛,真真假假,假中有真,虛中有實,實虛相襯,真假相混,比併對照,在長篇敘事詩的發展上,具有獨自的風格和特色。如陳寅恪先生所評判的那樣:“元微之《連昌宮詞》實深受白樂天、陳鴻《長恨歌》及《傳》之影響,合並融化唐代小說之史才、詩筆、議論為一體而成。其篇首一句及篇末結語二句,乃是開宗明義及綜括全詩之議論,又與白香山《新樂府序》所謂‘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誌’者,有密切關係。樂天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殆指此類歟?至於讀此詩必與樂天《長恨歌》詳悉比較,又不俟論也。總而言之,《連昌宮詞》者,微之取樂天《長恨歌》之題材依香山《新樂府》之體製改進創造而成之新作品也。”(《元白詩箋證稿》第三章)而且采用對話問答形式,獨辟蹊徑:一是對敘事者不作描寫;一是敘事背景極為簡略;一是敘事者的形象性格隨著情節的發展逐步展現出來。一首詩敘說一個首尾完整的故事,確實難能可貴。

在創作方法和藝術構思方麵,深受當時傳奇小說的影響。既植根於曆史事件與真實,如平吳蜀、定淮西,又不囿於具體曆史事件與事實。既有曆史學家“史筆”的嚴格實錄,又有藝術家“詩筆”的描摹誇張;既不乏對傳聞的想像虛構,又有對史實的提煉尊重。有藝術誇張,也有虛構創造。譬如:楊貴妃就沒有到過連昌宮;“望仙樓”、“端正樓”事實上在驪山華清宮;李癱偷曲實際發生在元宵節前東都洛陽的天津橋上;至於念奴唱曲、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鬥……都不是發生在連昌宮內或宮前的事。正如上述“史才”、“詩筆”,前者要求真實,後者依據情節需要,可以適當藝術加工,本詩在這方麵處理得當,天衣無縫。

對於結尾結句“努力廟謨休用兵”,唐陳彝曰:“此語是大主意。”清沈德潛說:“結似端重,然通篇無黷武意,句尚無根。”明胡應麟則謂:“敷衍有餘,步驟不足。”筆者以為結句言簡意賅,點出全詩主旨之所在。

綜觀全詩,不僅結構嚴謹,情節生動,場景弘闊,而且藝術手法高明,對比強烈,敘事層次分明、波瀾起伏,語言雅麗,極富形象性。比之《長恨歌》,雖均取材於李楊故事,但本詩側重於推述闡發朝廷興衰治亂之因由,揭露最高統治者的荒淫,“殊得風人之旨”,“有監戒規諷之意”。詩雖不及《長恨歌》“童子解吟”那樣流布人口,但在思想內涵及對敘事詩的發展上,令人矚目,是微之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如《隨園詩話》所說:“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獨樹一幟者,正為其不襲盛唐窠臼也。”無怪乎《連昌宮詞》流入宮中,宮人競稱之為“元才子”。

元白的長篇敘事詩如《長恨歌》、《琵琶行》及本詩《連昌宮詞》都是別具一格的新格調,一般也稱之為“長慶體”。後來清初吳偉業的《永和宮詞》、《圓圓曲》以及近人王闓運的《圓明園詞》,王國維的《頤和園詞》都是本篇的仿製者,如同元稹《上令孤楚啟》所說“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致宛然”,真是美極了!是元和體的上乘之作。絕“不可與江湖淫言語等量齊觀”。

元白二人在詩歌創作上相互批評、相互學習,如白居易《與元九書》所雲:“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他們在詩歌創作上轉益多師,古人酬唱和答篇什之多,無過元白二人的。可以斷言,和答酬唱詩篇到元白才定型。白氏在其《和答詩十首序》中所謂:“旬日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閑,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二人和答酬唱,互相仿效,改進增創,成就了和答詩這一體製。白居易、陳鴻的《長恨歌》及其《傳》,顯然受到李紳、元稹《鶯鶯歌》及其《傳》的影響;元稹的《連昌宮詞》,又受到白、陳《長恨歌》及其《傳》的影響。詩人相互學習、模仿、改進、增創的痕跡顯而易見!

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並序(選三)

“樂府”,本係漢武帝劉徹所設立的音樂機關,職掌搜集整理民間或文人的詩歌,並配以樂譜,供朝廷宴會或祭祀時演奏。後人將這些入樂的詩歌及曆代文人采用樂府舊題的擬作、創作,統稱“樂府”。於是樂府由音樂機構名稱衍化為詩體的名稱。“新題樂府”,即“新樂府”。唐代大詩人杜甫以樂府的形式,創作了即事名篇《悲陳陶》、《哀江頭》、“三吏”、“三別”諸多反映當時現實的不朽詩篇,不僅豐富了此一體裁的內容,並為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元和初年,李紳(字公垂)作“樂府新題”二十首(今佚)寄給元稹,元稹和作十二首。白居易擴充範圍,創作了五十首,稱之為“新樂府”,同時明確指出其創作目的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元稹這十二首詩依次為:《上陽白發人》、《華原磬》、《五翤彈》、《西伎》、《法曲》、《馴犀》、《立部伎》、《驃國樂》、《胡旋女》、《蠻子朝》、《縛戎人》、《陰山道》。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九六引元稹序:“李公垂作《樂府新題》二十篇,稹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五而已,今所得才十二篇。又得《八駿圖》一篇,總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