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未來中國成長的煩惱
“成長的煩惱”，本來是指人們在青春期所遭遇的各種煩悶和苦惱。近年來，有人借用這個詞來表述現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麵臨的種種矛盾和問題。這種說法，既形象生動，又蘊涵深意。一個人健康成長需要正確認識和妥善應對“成長的煩惱”，一個國家發展進步也需要正確認識和妥善應對前進中遇到的種種矛盾和問題。
“成長的煩惱”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特征。青春期是一個人從少年過渡到成年的特殊階段、關鍵時期。在這樣的特殊階段和關鍵時期，人們是朝氣蓬勃、活力無限、充滿向往的，但也麵臨代際交流、關係處理、升學就業以及不夠成熟、缺乏經驗等方麵的壓力和問題。與此相類似，當前中國發展呈現一係列新的階段性特征，也出現了“成長的煩惱”。一方麵，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國際地位極大提高；另一方麵，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改革發展麵臨新的課題和挑戰。比如，能源資源約束加劇和生態環境壓力加大；區域發展和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社會思想意識日益多元多變，協調不同階層利益關係的難度加大；等等。
迎接老齡化時代
中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人口也以極快的速度增長，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醞釀了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未能實施，直到70年代才真正開展了計劃生育，使中國總和生育率很快從1970年的5.8降到1980年2.24，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然而由於年輕人口比例過大，使人口慣性增長不可避免。為了更快降低人口增長速度，政府於1980年開始實施了更為激進的獨生子女政策，到90年代初，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的2.1以下。各種調查和普查數據表明，中國總和生育率從90年代初開始就低於2.1的更替水平，到1995年以後更是低於1.5，並一直在1.5以下運行，2000年更是到了1.22。
通常，在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型過程中，由於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個時滯，形成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高少兒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撫養比特征，其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提高的這個階段，通過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人口紅利”。
國際經驗表明，在1970年-1995年期間，在東亞超出常規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這一有利人口因素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比率高達1/3到1/2。而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比舊中國高出的部分，大約90％-100％可以歸結為其人口結構方麵的優勢。中國在實行了近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效果，與其說是控製了人口總量，有助於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不如說是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大大減輕了人口撫養負擔，通過較早贏得年齡結構優勢，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並進而通過保持高儲蓄率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老年撫養比（65歲及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提高並不明顯的情況下，少兒撫養比（14歲以下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 如果用被撫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即總人口撫養比來代表這種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人口結構特征，計量分析表明，在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一個單位，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年-2000年中國總撫養比下降了20.1％，帶來經濟增長速度2.3％，同期人均GDP增長速度在8.6％左右，相當於人口轉變對人均GDP增長貢獻在26.8％，即1/4之強。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潮流。聯合國認為，如果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以上，那麼這個國家就已經屬於人口老齡化國家。按照老齡化評判標準，中國已成為人口老齡化國家。人口學家預測，2010年中國人口總數為13.39億，2040年達到頂峰14.91億後開始下降；與此同時，65歲以上老年人口2010年為1.12億、2040年達到3.12億後仍將繼續上升。隨著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人口老齡化加速也將給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麵影響。因此，2015年前後是中國“人口紅利”階段的轉折點。（注蔡昉：“中國‘ 人口紅’隻剩十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8年8月19日）
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殆盡。換句話說，到2020年之前的中國發展期，將會麵臨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儲蓄率開始式微，以及社會養老負擔日益加重的各種挑戰。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轉變的潛在貢獻，不僅是中國獲得經濟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齡化社會到來的當務之急。這就意味著在未來不到10年左右的時間，是中國利用和開發“人口紅利”的最後機會，也是挖掘替代經濟增長源泉的戰略機遇期。如果中國在這個關鍵的階段錯失良機，經濟增長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續性。
中國人口老齡化和劉易斯拐點似乎接踵而來。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劉易斯拐點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參見圖8-1）
如圖，橫軸表示勞動力供給，縱軸表示工資水平。工資水平長期保持不變勞動力過剩，隨著AD1右移至AD3到了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即劉易斯拐點，在過去民工勞動力一直供大於求，隨著特定的背景因素的變化，如果不漲工資就招不到人，出現民工荒。
劉易斯認為，在一國發展初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式生產的“維持生計”部門（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一個是以現代生產方式生產的“資本主義”部門（以工業部門和城市為代表）。農業部門人口多、增長快。由於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其邊際生產率非常低甚至為零，農業部門出現大量勞動力剩餘。此時，隻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於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將湧入大量勞動力至工業部門，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無限的勞動力供給。隨著勞動力數量的增長，農業中勞動的邊際產出量降為零。此時，農業部門中存在大量的隱性失業。當工業部門提供既定水平工資時，農業部門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隨著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工業部門不斷擴張。由於在既定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工業部門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將所獲得利潤轉化為再投資，將規模不斷擴大直到將農村剩餘勞動力全部吸收完，這個時候工資便出現了由水平運動到陡峭上升的轉變，經濟學上稱之為“劉易斯拐點”。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於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於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中國過往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
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係，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目前乃至未來中國正麵臨的“拐點”更多的是指“初級勞動力”領域，相對應的，以技師、技工為代表的“中級勞動力”數量卻越來越不足（大學本科生以上的“高級勞動力”倒是在增加，但質量並不樂觀），這更加劇了未來發展的風險。
中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剩餘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將在未來5-10年裏結束，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關於確切的時間是否2015年抑或2020年年，當然見仁見智，但勞動力短缺在中國的出現絕非危言聳聽，它總有一天會到來，而且時間不會很久，“民工荒”就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征兆。
此外，正在撲麵而來的中國人口老齡化也將對中國社會保證體係等提出一係列嚴峻的挑戰：
1、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覆蓋麵提出了挑戰。中國20世紀80年代逐漸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製度本應遵循廣覆蓋原則，可是，現有的社會保障製度沒有做到應保盡保，覆蓋麵非常有限。2009年全中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2.64億人，占總人口數的17.38%。這樣的覆蓋麵遠遠低於國際勞工組織規定的20%最低線。事實上，中國現行的社會保障製度排斥了9億農村人口，也排斥了1億多人口的農民工群體，廣大農民及農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
2、人口老齡化對現行的家庭養老方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現行的養老方式是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會養老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家庭養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齡化所產生的“四（婚姻夫婦兩邊的四個老人）、二（婚姻夫婦）、一（婚姻夫婦的一個獨生子女）”家庭模式和撫養係數比上升，使得現行家庭養老模式發生很大的困難。一方麵，人口老齡化普遍產生了“四位老人、一對年輕夫婦以及一個未成年小孩”這樣一種家庭結構模式；另一方麵，它也導致老年撫養比從1964年的6.3%逐漸上升到2000年的10.1%、2010年13.4%，2020年的19.8%以及2050年的33%。在人口流動頻繁的今天，上述兩種情況必然導致家庭物質供養、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麵嚴重缺乏，依靠現有的居家養老方式難以實現養老目標。
3、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戰。為了解決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鎮職工養老保障存在的矛盾與困難，中國實行了“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部分積累製度。但是，這種“老人老辦法、新人新措施”的養老金製度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必然產生“空賬”問題，2000年中國養老金“空賬”還僅僅為360多億元，到了2009年底，“空賬”已經達到2萬億元。
4、人口老齡化必然對中國醫療保障製度提出了挑戰。老年人是一個容易患病的特殊群體，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他們對醫療保險的需求將會急劇增加。2000年全中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離退休人員為924萬人，2009年增加到5359萬人，當年醫療保險基金支出達到1862億元，比2000年上漲31.6%。由於中國目前離退休人員醫療費用實行政府與單位共同負擔，因此，在離退休人員高速增長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對整個醫療費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
中國產業升級轉型之困
經曆一係列員工頻繁墜樓事件後，台灣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繼2010年6月兩次宣布加薪之後，於8月初宣布，將把富士通的主要生產線由深圳遷往河北廊坊，遷址工作預定在2010年完成，到時隻有部分產能留在深圳。至此，沸沸揚揚的富士康“內遷”傳言在得到證實後再次將它推向了輿論關注的焦點。
曆史時常會重複自己。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起，馬來西亞靠近新加坡的柔佛州憑借它的地域優勢和廉價勞動力吸引了大量高科技生產製造企業。但到了90年代初期，持續前往當地投資的同類企業就發現勞動力短缺已經成為發展瓶頸。等到了90年代中期，不斷飆升的生產成本、嚴重短缺的勞動力供給開始驅動工業外設和電子存儲企業離開大馬，遷往中國等地。而近些年來，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大危機以來，隨著中國製造在國際社會頻頻遭受反傾銷，以及人民幣升值、工人工資增加、原材料價格上漲，大量其他產業的初級加工企業紛紛轉戰成本低窪的國家或地區，這種在過去在新興國家發生的產業遷移到了當下也顯示地擺在了中國的企業麵前。
從中國產業轉移的實際看,富士康內遷的最主要驅動因素還是成本倒逼，而勞動力成本變化是本輪產業轉移最基本的動力。富士康實施內遷計劃，其實質是競爭優勢的困境。正在富士康身處困境、業績滑坡的時候，富士康的同城“兄弟”華為、比亞迪卻正處在上升軌道，業績不斷向好。華為在過去一年多時間裏接連超越阿爾卡特朗訊、諾基亞西門子，成為僅次於愛立信的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商。在美國知名雜誌《財富》 7月份公布的2010年“世界500強企業”最新排名中，華為首次上榜，以年銷售額218.21億美元排名第397位。（注“《財富》雜誌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排”，美國矽穀技術網，2010年7月22日。）
曾經作為富士康的“追隨者”、代工出身的比亞迪，依靠“電動汽車”概念、產品研發成功和上市，以及“股神”巴菲特的注資，股價節節攀升，並榮登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的2010年度科技企業百強榜首——盡管比亞迪去年營收僅57億美元，遠不如亞軍蘋果的429億美元，但營收增長率和股東回報率卻高達50%和246%。（注 富士康內遷折射產業轉型之難”，中國經濟和信息化， 2010年8月11日。）
這三家同樣位於深圳的國內頂尖企業，都依賴“低成本優勢”起家，如今卻因為在產業價值鏈中的位置不同，命運迥然不同。華為、比亞迪為“中國製造”轉型為“中國創造”樹立了榜樣和標杆，然而，像華為、比亞迪這樣的企業畢竟是極少數，大部分中國製造企業和富士康一樣正麵臨相同的困境和抉擇：是繼續沿著低成本的道路前進，轉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還是向華為、比亞迪那樣轉型升級到新的利潤高地？
雖然從總收入來看，富士康高於華為、比亞迪，但富士康的利潤率卻遠低於這些品牌企業。富士康國際的財報顯示,富士康國際的整體毛利率逐年下降，從2007年的9.2%降到2008年的6.9%、2009年的5.9%，而2009年的營運利潤率僅有1.9%。相比之下，華為的運營利潤率從2008年的12.9%升至2009年的14.1%。(注 “富士康內遷折射產業轉型之難”，中國經濟和信息化， 2010年8月11日。)富士康的利潤率之低，與它處於全球電子產業價值鏈低端環節有關，也與近年勞動力成本上升擠壓了利潤空間有關。
富士康最早從台灣轉移到深圳，看中的就是深圳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以及大陸廉價而又豐富的勞動力。但近些年來，這些外部條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麵，深圳及港澳的產業結構和發展環境都產生了質的飛躍，另一方麵，該地區的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和勞動力成本的擠壓，“逼”得富士康不得不將發展目光投向內陸地區。
顯然，富士康大舉內遷回避了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所帶來的經營壓力。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的快速提升，削弱了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區位優勢，引導著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規模內遷，以便更加密切地貼近當地市場，有效降低企業綜合經營成本。但富士康內遷也牽出了中國產業升級隱憂的問題：
首先，富士康內遷凸顯了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兩難選擇。在產業轉型的壓力下，富士康再次重複了它22年前的選擇，以前是從台灣遷址深圳，這次是從深圳遷往內地。我們相信，富士康的選擇也代表了大多數中國製造企業的無耐的選擇：寧願往人力成本低的地方遷移，也不願往高端領域轉型。雖然他們清楚單一的內遷方式隻能解決眼前困難，要想長遠發展隻能走創新升級之路。但轉型升級，又何其難！
平心而論，富士康又何嚐不想往產業鏈的上遊轉型延伸？2009年，富士康就曾推出過“萬馬奔騰計劃”，試圖從零售終端打通品牌。然而，“船大難掉頭”，精於代工模式的富士康，至今沒有找準品牌和渠道的著力點。
華為當初居安思危從“貿”向“技”轉型，並在2001年“華為的冬天”巨資押寶3G，在當時是不被看好的大冒險。比亞迪老總王傳福從電池代工跨越到自己“造車”，也經曆了冒險的“一躍”，慘遭股民“用腳投票”。1995年創立的比亞迪電池代工業取得絕對優勢之後，2003年動用2.54億港元收購西安秦川汽車77%的股份，消息一出，比亞迪遭遇基金 “洗倉”，股價暴跌。經過一兩年的蓄勢調整後，人們才見到比亞迪汽車的身影。2009年比亞迪汽車銷量已超過44.8萬台。（注 “浙企趁富士康內遷80萬年薪挖牆角”，每日經濟新聞，2010年8月12日。）
無疑，華為和比亞迪是經受了轉型陣痛而轉到新利潤高地的成功者，還有一些企業在痛苦的轉型征途中，更不乏轉型失敗者。
對於企業來說，轉型需要具備經曆陣痛和風險的準備和決心，而從整個中國產業和經濟發展看，轉型升級更是一場深刻的變革，同樣需要承受變革帶來的陣痛和風險：一是產業轉型會導致大量的低端勞動力丟掉飯碗，導致嚴重的就業問題；二是部分地區產業空心化或經濟發展停滯的危險。如廣東東莞這樣的城市，代工製造業一旦大規模外流或轉移，新的支柱產業又尚未形成，很可能造成整個城市的經濟蕭條，或重演類似德國魯爾區曾經遇到的危機。
總之，像富士康這一單一內遷方式，隻能解決製造業眼前困難，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5-10年後，甚至更長的時間內，中國內遷企業也將遇到像富士康今天遇到的類似問題。
發展的代價
羅馬俱樂部出版的著名的《增長的極限》從1972年公開發表以來已過去1/4個世紀了。當年引發這份報告洛陽紙貴的原因，不僅因為它是名滿全球的一塊豐碑，更是因為報告對全球性問題（如人口問題、糧食問題、資源問題、環境汙染和生態平衡問題等）提出了迄今為止最為驚世駭俗的警告。今天，當看到中國的GDP不斷刷新，而且在未來一二十年還將在原來的基礎上翻兩番，筆者由衷高興之餘，不禁想到了“極限”這個詞。中國是否存在增長的極限呢？回答是：如果中國政府不及早作出製度性安排，遏製類似羅馬俱樂部在《增長的極限》裏提出的一攬子問題，中國增長極限問題影響的不僅是當代，還將是千秋萬代。
無論是趕超理想還是崛起目標，隻要包含有經濟發展這一項，就離不開資源消耗。而中國地大，可相對未來生存和發展的巨大需要來說卻並不物博。中國是世界上主要資源大國之一，但是主要農業資源占世界總量比重大大低於人口比重，石油、天然氣等優質能源占世界總量比重十分低下，隻有水電和煤炭資源比重較高，具有一定的優勢。未來，中國人口仍持續增長，人均主要資源占有量進一步下降。中國人均收入從低水平向中等水平邁進，各類人均資源消費量不可遏製地迅速擴張，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將更加尖銳，工業化和城市化將明顯加速進行，經曆資源密集化、能源密集化過程。而目前資源利用又不夠合理，浪費和破壞現象嚴重，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資源綜合利用水平不高，保護的力度不夠，直接加劇了資源的供需矛盾。
水問題將成為未來製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大的資源瓶頸，突出表現為水資源短缺、水汙染和洪澇災害三大問題。中國人均淡水資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北方地區和城市缺水問題將更加突出，目前全中國年總缺水量為360億立方米，其中農業缺水300億立方米，城市缺水60億立方米，但是水資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費嚴重，農業綜合用水效率僅為0.3-0.4。水環境惡化，水體汙染嚴重，地下水超采嚴重並引發地麵下沉和海水入侵。水環境的不斷破壞嚴重威脅了人民生命健康，水體水質的惡化也加劇了缺水危機。旱澇災害嚴重，經濟損失巨大，2008年洪澇災害直接經濟損失高達3007億元，占當年GDP的3.8%。
耕地麵積繼續減少，糧食生產壓力將加大。2000年，人均耕地降至1.5畝，2009年人均耕地進一步降為1.45畝，如果不考慮進口，按人均占有糧食400公斤計算，則需要生產糧食5400億公斤，比“十一五”期間的最高產量還高出400億公斤。
煤炭等低質能源生產大量過剩，許多煤礦城市已進入衰退期，但是那時開發成本高，包括外部不經濟成本，如環境汙染和環境破壞；油、氣、熱力等潔淨、高效、優質能源嚴重不足，且需求量將大幅度增長，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國土資源部發布的２００9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指出，中國原油、煤等能源礦產，鐵等黑色金屬礦產保有的查明資源儲量不同程度下降。大慶油田在連續２７年年產原油５０００萬噸以後，首次降至４８４０萬噸。公報說，２００9年初，全中國有查明資源儲量的礦產共１５８種，其中，能源礦產１０種，金屬礦產５４種，非金屬礦產９１種，其它水氣礦產３種。另據中國礦業聯合會的數據，中國４５種主要礦產的現有儲量，能保證２０15年需求的隻有２４種，能保證２０２０年需求的隻有６種。（注國土資源部：《2009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２０10年４月９日。）
據中國地質科學院的一項研究報告稱，未來20～30年內外中國現有資源的供應將不可持續。（注解：“中國經濟的真相” ，中華網論壇，２００8年１０月１日）今後20年，中國實現工業化石油、天然氣、銅、鋁礦產資源累計需求總量則至少是目前儲量的2～5倍。據統計，中國現有煤炭的探明儲量為818億噸，石油為25億噸，天然氣為5.4億噸。以2010年為起始點，到2020年，中國年需煤炭16億～18億噸，10年累計需247億～268億噸；石油年需5.5億～6.4億噸，10年累計需85億～92億噸；天然氣年需0.6億～0.7億噸，10年累計需9.2億～10億噸。中國油氣資源的現有儲量將不足10年消費，最終可采儲量勉強可維持30年消費；到2020年，中國石油的進口量將超過5億噸，天然氣將超過1000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將分別達70%和50%。未來20年中國石油需求缺口超過60億噸，天然氣超過2萬億立方米。
不僅是能源問題如此。在鐵、銅、鋁等重要礦產資源上，中國一樣麵臨用什麼來持續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中國地質科學院的研究認為，2012～2014年，中國將迎來年2.4億～2.6億噸鐵的消費高峰，未來20年缺口將達30億噸；2019～2023年，將迎來年530萬～680萬噸銅的消費高峰，未來20年缺口將達5000萬～6000萬噸；2022～2028年，將迎來年1
300萬噸鋁的消費峰值，未來20年缺口將達1億噸。
2008年11月，中國地質科學院在一份題為《未來20年中國礦產資源的需求與安全供應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今後20年，中國實現工業化，石油、天然氣、銅、鋁礦產資源累計需求總量則至少是目前儲量的2～5倍。未來20～30年內中國現有資源的供應將不可持續。 當然，這樣的研究並不等於就是標準答案。盡管不同的研究會有不同的結果，但是中國自身的資源滿足不了持續發展的需要卻已經成為事實。 官方數據顯示，50多年來，中國的GDP增長了大約10倍，而礦產資源消耗卻增長了40倍。
200５年，中國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的世界第一消費大國，世界第二石油和電力消費大國。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別約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創造的GDP僅相當於世界總量的4%。照這種高消耗低產出的方式，如果中國經濟總量再翻幾番，哪裏去弄那麼多資源供中國消耗？ 無論何種估計，經濟快速增長與礦產資源大量消耗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已經不是預測，而是現實了。中國與世界其它政府分享世界資源的競爭將日趨激烈，而世界的資源本身也是有限的。以銅為例。目前世界探明的銅資源儲量是65000萬噸，經濟可利用的儲量是34000 萬噸。假設中國未來20年銅的缺口將達5000萬～6000萬噸，要知道，中國人口隻占世界的1/5，如果世界其它人口也按照中國人均標準消費，那將意味著20年後全世界經濟可利用的儲量全部開采了也不夠用。
所有這一切，都將成為２１世紀“中國夢”的攔路虎。也因此，一時間能源出路這一問題成為國策時政的聚焦點。
中俄原油管線開發開通，已於2010年年中試運營。中國-海合會(海灣阿拉伯政府合作委員會)自由貿易區談判已經啟動，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合作建設的石油管道也開始鋪設。在泰國克拉地峽修建運河或者管道以解馬六甲之困的方案也多次被專家提出與論證。但另一方麵，在目前的國際格局下，對於中國來說，即便是中東與俄羅斯的豐富資源，也存在不足為恃的太多變數，而且這樣的努力顯然暴露出中國自身能源儲備嚴重不足得問題：舊有的石油基地經過數十年開采，如今顯然已無力再為高速進發的中國經濟這輛“機車”提供動力，而新能源基地的勘探工作卻又沒有獲得突破性進展。中國在東海、南海等區域進行的油氣開發，不時受到鄰國的覬覦，更顯示出問題的嚴重性。美國國內油氣儲藏豐富，卻留待後用的經驗值得學習。在這個問題上已居劣勢的中國，大有覺醒之勢。惟至今為止中國原油戰略儲備，較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差距甚大，經濟安全也必然因此顯得較為脆弱。
過去我們曾經一再批評美國消耗了世界的多少多少資源，如今，中國自身也碰到了相同的問題。未來幾十年，隻要中國工業化進程沒有停止或者中斷，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礦產資源消費大國，乃是大勢所趨。無論是善意還是惡意，“誰來供給中國”的世界輿論 ，是一個擺在中國未來發展麵前的真正的問題。中國應正視資源危機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上跟世界其他政府合作對話，而不是一邊向世界掩飾中國資源的危機，一邊卻對國內的資源進行掠奪式開采，以致最後造成萬劫不複的戰略性錯誤。從這個意義來說，談論中國經濟增長的極限不是絕望，不是恐懼，而是正視現實危機，認清危機可能給中國未來帶來的挑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不至於將來臨時抱佛腳。
可以預見，在資源問題上，未來的中國要發展，就不可能與世無爭，中國也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全球戰略。那麼，不斷崛起的中國會以何種形式解決紛爭和矛盾以保證自身在國際資源上的安全呢？另一方麵，隻要觀念思維方式得到不到根本性改變，隻要我們信奉“落後就要挨打”的簡單口號，隻要憲法裏還將載明“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中國就不能不繼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而中國經濟隻要保持持續高速，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的國際資源紛爭將決不會停止。經濟增長的政治壓力有可能使中國在麵對國際資源紛爭和摩擦的時候出現極端的思路和言行，甚至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屆時中國政治家的選擇空間可能變得非常狹窄。未來有一天，如果經濟增長成為沒有退路的嚴重的政治問題，那麼，中國就不能不思考以下的嚴峻問題，即中國可能最後不得不需要準備為水而戰，為石油而戰，為鐵礦石而戰。如果中國與國際必須以貿易戰，甚至以軍事戰爭來解決紛爭的話，那麼到頭來，這比中國經濟不增長甚至倒退本身又能多得到什麼呢？中國在未來幾十年要構建“和諧社會” ，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就不能不掂量長遠的利益和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