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廣泛運用院外公共關係手段。遊說不僅適用於國際公關領域及國際競爭，而且適用於國內公關領域及國內競爭；不僅適用於經濟、政治、外交領域，而且適用於軍事、文化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美國前總統顧問、耶魯大學教授、著名美籍華人、知名社會活動家趙浩生2001年在清華大學演講時就政治遊說、國際公關和中國形象談了自己獨特而精辟的看法參見《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4期，第5～8頁。。他指出：“美國是一個充滿遊說的國家，遊說活動是整個美國政治活動的潤滑劑，在美國人的心目中，遊說是一種必要、正當、合理合法的活動。美國的公司機構、各行各業，都把遊說看作是頭等大事。遊說的主要對象是掌有立法大權的機構和人物。從地方議會到國會都是遊說的目標。為了各自的利益而創製、修改或取消某項立法，遊說者都要使出渾身解數，喻之以理，動之以情，誘之以利，在合法範圍內影響議員的決策”。他還指出：“世界上一些國家及地區借助遊說和公關，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而“中國形象之所以在美國處處被歪曲，原因在於，中國對美國媒體的片麵報道反駁不力，尤其缺乏對美國人民進行積極的、正麵的遊說和公關活動”。可見，廣泛運用院外公關手段不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3．國際公共關係的遊說途徑。針對我國和別國、我國企業和別國企業之間的相關利益問題，有效地開展院外公關及遊說活動，是必須麵對的全新課題。根據國外及國內的經驗和教訓，在國外進行遊說的途徑主要是：
第一，了解不同國情，及時采集信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區，具有不同的政治體製及不同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運作過程，遊說也就具有不同的要求。比如，遊說雖然在歐美國家、日本非常盛行，但在美日進行遊說的差異就很大。美國的法律允許進行遊說活動，立法過程和政策製定又具有公開性，遊說活動就有了方便的機會和廣闊的空間，而日本由於政治與企業的緊密聯係和較強的排外傾向，遊說活動就很難。可見，開展遊說活動需要了解不同國家的不同國情。與此同時，及時采集相關信息也是開展遊說活動的重要條件。遊說的實質是信息的傳遞與交流。遊說活動的開展依賴於及時、準確、豐富的信息。溫州打火機企業抵製CR法規和應訴反傾銷訴訟的一個重大難度就是獲得的信息較晚。實際上早在1998年歐盟就出台了CR法規草案，而溫州打火機企業在2001年10月才獲得這一重要信息，此時離歐盟對該法案的表決隻有不到半年時間。
第二，實行行業聯合，善於直接遊說。相同行業往往麵臨著共同的問題。在共同的問題麵前，共同的行動勢必有利於共同問題的有效解決。因為，個別組織或企業單槍匹馬的遊說，往往由於勢單力薄、經費有限等原因，既很難直接說服遊說的對象，又無力請到“法力”廣大的遊說人。溫州打火機企業在獲悉歐盟即將表決CR法案的信息後，憑著溫州人的精明和遠見，20多家企業很快組成了“中國民間第一團”，在原外經貿部公平局官員的帶領下，從2002年3月21日開始，赴歐進行了為期17天的遊說、會談、抗辯和交涉工作，他們頻頻拜訪德國、法國、意大利等歐盟各成員國的標準化委員會、消費者保護組織、打火機生產商協會等有關機構，向他們明確提出，溫州出口的打火機安全性強，已通過國際通行的出口危險品安全檢驗標準（ISO9004安全標準），它與易開易點的一次性打火機不同，有金屬外殼保護，不易被兒童開啟。其價格之所以在2歐元以下，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低廉，且協作化生產程度高，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2002年10月，國家有關部門又帶領溫州尼博煙具公司等打火機企業負責人前往歐盟進行遊說、談判和交涉活動。
第三，聘請政界代理人，走“上層路線”。遊說完全靠自己的直接活動是遠遠不夠的，聘請東道國的前議員、前官員等社會知名人士或遊說公司的遊說人作代理，是一條相當重要的途徑。趙浩生指出：“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多數時間都被遊說的人包圍著，美國的公私機構、各行各業都以重金雇傭自己的遊說人，而這些遊說人多半是落選議員或者退休官員。他們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出入官場、走動衙門，對政府的運作一清二楚，活動無孔不入”參見《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4期，第5～8頁。。這種走“上層路線”的途徑花費雖然很高，但收益卻是驚人的，往往能夠使法律法規的製定、修改、取消符合或有利於組織和企業的利益，至少也會使不利的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比如：土耳其政府就曾通過付給遊說公司數百萬美元的遊說費用而獲得了美國政府近8億美元的軍事貸款，何況涉及國家或組織形象、國家或組織關係的遊說收益往往是無法計算與度量的。
第四，密切社區關係，走“基層路線”。在國外投資生產或經營，所在社區是組織生存和發展的根基，因為社區是組織獲得勞動力、原材料和消費群體的基本保證。尤其重要的是，按歐美國家的政治製度，社區也是選區，社區的意願會直接影響到議員的態度。因此，在外經營必須重視社區關係的處理，可通過盡可能的雇傭當地管理人員和員工、為社區做好事辦實事、促進當地經濟及整個社會的發展、妥善解決出現的矛盾等辦法來營造良好的社區關係。這種走“基層路線”的途徑，最重要的是感情投資和利益共享，使組織與社區成為精神依托和物質利益的共同體。
第五，建立學界關係，尋找智囊式代言人。歐美國家的著名大學、研究機構等學術界的著名專家以及著名智業公司的著名顧問，一般都是具有很大社會影響力的智囊式人物，他們提出的觀點和意見，經常會被政府製定法規、政策時參考或吸收。與這些專家建立良好的關係，尋找代言人，讓他們為國家或組織的利益呼籲呐喊，往往會收到良好的效果。為此，可結合他們的職業特點和思維習慣，幫助他們進行中國問題研究、當地問題探討，也可開展聚會、宴會等交際活動。
第六，重視自我宣傳，有效消除偏見。遊說活動的一個重要目的和任務，是通過宣傳和溝通來消除偏見。在所有的宣傳中，自我宣傳、用事實宣傳，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趙浩生教授在談到政治遊說、國際公關和中國形象時指出：“對美國做遊說最成功的國家是以色列”，“從曆史上來說，國民黨對美遊說也不亞於以色列”，“今天在美國的國會議員，記得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議員沒有幾個，但是就是因為台灣不斷的宣傳台灣關係法，他們對台灣關係法了解得非常清楚。我們的三個聯合公報在美國國會是一個差不多被人遺忘的東西”，“美國曆次的民意測驗，人民對中國的看法結果都是多數不信任中國，認為中國對美國不友好。這對中美關係是非常不利的。這完全是因為美國人民對中國不了解，而不了解則是源於中國缺乏對美國的自我宣傳”，“中國需要向世界宣傳，兩億五千萬美國人民也希望直接聽到中國的聲音。讓我們以最有效的方式把中國的聲音傳達給美國和全世界”參見《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4期，第5～8頁。。這些關於在中美兩國關係上加強自我宣傳的觀點，同樣適用於在國外經營的組織或企業。
4．國內公共關係的遊說途徑。院外公共關係不僅是國際公共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國內公共關係的重要方麵。院外公共關係在國內的應用，同樣重要的首先是通過向立法、司法機關和政府部門訴求自己的願望、反映社情民意等遊說手段，對法律、法規、政策的製定、修改或取消施加影響。我國和絕大多數亞洲國家一樣，強調工作程序和禮儀程序，遊說就需要注意運用符合國情的方法和途徑，這主要是：
第一，認識良好條件，積極把握機遇。目前，我國正處於入世後的市場經濟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時期，在取消淘汰大量與當今社會發展不相符合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同時，正在製定、修改和完善大量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新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社會組織和個人，都是院外公共關係的主體，都應當以主人翁的姿態，充分認識法製建設的良好條件，及時把握法製建設的大好機遇，積極參與國家和地方的法製建設。在2005年2月召開的陝西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崔林濤代表省人大作工作報告時指出，2005年省人大常委會將《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艾滋病防治條例》、《秦始皇陵保護條例》、《安全生產條例》、《預防職務犯罪條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條例》等14部地方性法規列入審議計劃。這些法規的審議和製定，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每個社會組織和個人，最終將是法規建設的受益者。
第二，了解立法程序，熟悉辦公流程。院外公共關係及其遊說手段，是正當而合理的活動，應該按照合法的程序來進行，為此，就需要了解我國的立法程序和政府部門的辦公流程。崔林濤在這次省人大會議期間談到群眾對立法機構運轉的知情問題時指出：新聞媒體要對會議的情況進行如實報道，不要緊盯負責人，要關注代表的議政；請公眾旁聽會議，請他們提意見，每次十人，將選擇有代表性的意見來討論，在立法以及執法檢查過程中聽取群眾意見。除此之外，人大代表在十個以上、委員會在五個委員以上可以提出立法建議，群眾也可以通過專門機構提出立法建議，群眾的反映在人大有專門的機構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