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形成了近戰、夜戰、奔襲、伏擊、迂回、猛打猛追等戰術特長。揚長避短，才能百戰百勝。但西路軍受製於任務、地形、作戰形式和騎兵為主的作戰對象，使這些戰術特長，無從充分發揮，以奏奇效。就拿對付敵人的騎兵來說，我們一無機炮火力，二無伏擊陣地，三無大量騎兵。優勢裝備的敵人，瞬間蜂擁而至，倏忽一嘯而去。你想打個殲滅戰，談何容易！敵人進攻，我軍多用大刀同敵拚殺，消滅一個騎兵，往往要付出兩三個人的傷亡代價。敵人敗陣後一溜煙跑掉，我們幹瞪眼。你用小部隊追擊，人家能殺“回馬槍”，用大部隊追擊，陣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陽被犬欺”。我軍的戰術特長失去用武之地，優勢難以發揮，受製於敵，便是在所難免的了。
凡此種種，都是西路軍喪失戰場主動權的根由所在。
第三，機斷專行問題。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古話，指的就是軍事指揮上的機斷專行問題。寓於其中的經驗教訓，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價才換來的。對於一支獨立作戰的軍隊來說，指揮員能否根據作戰任務和戰場情況，機斷專行，靈活製敵，往往能對戰局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戰場實際紛紜複雜，千變萬化，許多重大問題，要靠身臨其境的前線指揮員隨機應變，“先斬後奏”，果斷處置。駕馭戰局，指揮戰爭，如果不敢從實際出發，獨立判斷情況，下定決心，而是翹首望天，一切唯上，這叫盲目性、機械性。要想不受戰爭實際的懲罰，是不可能的。
西路軍的失敗，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麵的原因。
一方麵，上級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主權。西路軍雖擔負著一個獨立作戰方向的戰略性任務，但每一步行動，均須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上麵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問實際情況如何，硬要下麵貫徹執行。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說：為將之道，“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蘇洵：《心術》）。這話很有道理，所謂“理”、“勢”、“節”，指的就是全局性的東西。指揮員駕馭一個獨立作戰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勢，不明白局部戰爭同全局戰爭的關係，打的便是糊塗仗。難免如墮五裏霧中，暈頭轉向，縮手縮腳，無所適從，豈有應變自如，“不屈”、“不沮”、“不窮”之理？
另一方麵，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他是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對西路軍的行動，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這個同誌的精神狀態，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紅四方麵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後見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包袱沉重，不易解脫。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麵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麵軍的前途，今後應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陳昌浩同誌願意改正錯誤，緊跟中央，無可非議。但是，作為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決不允許夾雜某種個人得失或山頭主義的情緒在內。黨內鬥爭嘛，誰能一貫正確？犯了錯誤，該檢討就檢討，該工作就工作，沒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在西路軍期間，陳昌浩自始至終以緊跟中央，“回到”正確路線上來而自居。對於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至於敵我力量對比如何，戰場實際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應向上級反映，哪些事關全軍命運、戰局勝負的問題需要機斷處置，則一概置之腦後。我們之間的兩次爭論，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不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對我“開展鬥爭”哩！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我作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別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是很深刻的。
西路軍的失敗，發生在西安事變後的複雜曆史關頭。這也是蔣介石利用和談，玩弄兩麵手法，乘機加速消滅紅軍力量所致。事實證明，想通過談判，要蔣介石製約“二馬”，保存西路軍，是不現實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點上。“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毛澤東選集》第1080頁）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階級鬥爭的規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西路軍的失敗，雖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過渡時期遭受的一次嚴重挫折，但由於黨的全局路線是正確的，因而終於衝破重重困難，贏來了全民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嶄新局麵。曆史的潮流不可阻擋。一個偉大鬥爭時期的新曙光，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英勇紅軍，將在民族革命鬥爭的烈火中，經受更為嚴峻的鍛煉和考驗，領導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
（引自徐向前《曆史的回顧》中《血戰河西走廊》一章，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李先念：西路軍自始至終都是在中央軍委領導下進行作戰的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麵軍一部西渡黃河及後來成立西路軍的問題，當時是怎樣決定的，過去我也不那麼清楚。前幾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為了係統研究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曆史，把過去毛主席的文稿和發的電報都彙編起來了。從這個時期中央和中央軍委發的一係列電報來看，這段曆史事實是清楚的。四方麵軍一部西渡黃河，奪取寧夏，及在甘西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打通國際路線，這是中央根據形勢的發展，經過反複醞釀後作出的決策。這個決策是中央建立陝甘寧根據地戰略部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36年5月東征回師後，從中央安排來看，不僅四方麵軍一部要過黃河，一方麵軍也要過黃河。比如1936年6月底，當時二、四方麵軍還在甘孜、道孚，尚未到達會寧的時候，毛主席6月29日給彭德懷同誌的一份電報（即《關於打通蘇聯及其道路、時機問題》的電報），就提出了奪取寧夏或甘西，打通蘇聯的問題了。會寧會師前後還有一係列電報，說明四方麵軍一部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黃河的。後來的西路軍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是在中央軍委領導下進行作戰的，重大軍事行動都是中央決定或經中央批準的，並不是執行的張國燾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