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曆史，既容易，又很難。說容易，是因為曆史上的事，自己親身經曆過，寫出來就行。說難，則是因為你經曆過的東西，不見得就是全麵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僅需要大量曆史資料的印證、補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曆史本質內容的結論來。曆史現象紛繁複雜，蛛網交錯。要實事求是，忠於曆史，反映曆史的本來麵貌，達到借鑒過去、教育後人的目的，很不簡單，是要花力氣的。西路軍的問題，也不例外。
西路軍的兩萬多人，遭到幾乎全軍覆滅的命運，在我軍曆史上，絕無僅有。回顧這段曆史，確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歎。我是西路軍的主要指揮者，這支部隊的兩個主力軍（九軍、三十軍），又是我和其他同誌從鄂豫皖帶著發展起來的。西路軍的失敗，長期使我愧悔交加，餘痛在心。下麵，我想把西路軍失敗的主要教訓做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鑒後人。
如前所述，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廣大指戰員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披堅執銳，喋血奮戰，曆時近五個月之久。先後共消滅馬家軍25000餘人，在戰略上起到了有力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作用，對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西路軍為什麼終於慘遭失敗呢？
第一，任務問題。
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軍外線作戰，任務不定，遲疑徘徊，實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軍的情況，卻恰恰如此。先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渡河北進，鏖戰一條山，待機策應一方麵軍西渡，共取寧夏；繼則放棄這一計劃，獨力西進，準備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建立根據地；複則根據西安事變後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後明確執行西進任務，剛至臨高地區，又停止西進，就地建立根據地；繼複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再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營子堅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軍的任務飄忽、多變，雖與風雲變幻的全局形勢有關，但不能說毫無戰略指導上的失誤。結果呢？造成了西路軍孤軍深入河西走廊，長期遭敵重兵圍困的被動局麵。疲兵屢戰，有耗無補，進退失據，一籌莫展。這對西路軍的有限兵力來說，無疑具有致命的性質。
西路軍是整個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全盤戰略上不可缺少的環節之一。毫無疑義，部隊的一切行動，均應服從和服務於策應河東紅軍與友軍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應才更符合實際情況，更有利於全局發展，則值得研究。蘇聯當時應我黨要求，為支援我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準備了大批武器，待紅軍去取（後因西路軍失敗，才將這批武器轉交盛世才的軍隊）。假如西路軍渡河後，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有沒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導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這不是“事後諸葛亮”，我那時就是這種意見。再進一步說，西路軍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製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隻編製三個師。盛世才後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當時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致使西進的戰機完全喪失。西路軍的行動，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缺乏戰略性的久遠安排。這樣雖對河東的紅軍和友軍，起到了一時的策應作用，卻畢竟招致了西路軍覆滅的不幸結局。
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且不說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僅從西路軍麵對優勢敵人的不斷圍攻來看，就缺乏建立根據地的起碼條件。部隊剛剛進入河西地帶，四麵受敵，防不勝防，整天同馬家軍血戰，哪裏還有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根據地的創建工作呢？創建革命根據地，離不開兩個基本點：一是消滅敵人，站穩腳跟；二是發動群眾，建黨建政。前提是消滅敵人，否則，便談不上發動群眾。毛主席說過，“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毛澤東軍事文選》第185頁）對西路軍的要求有悖於此，仗還沒打勝，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行得通嗎？事實說明，壓根兒就行不通。規定任務，必須權衡主客觀條件，從實際出發，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飯，量體裁衣”的道理，就在這裏。隻看到主觀需要的一麵，忽視了客觀可能的一麵，硬要部隊去承擔其無力承擔的任務，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第二，戰場主動權問題。
戰場主動權問題，關係重大。兩軍對陣，它是決定雙方勝負存亡的關鍵一環。“軍隊失掉了主動權，被逼處於被動地位，這個軍隊就不自由，就有被消滅和被打敗的危險。”（《毛澤東選集》第401頁）西路軍的失敗，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一般說來，外線進攻的部隊，製敵機先，首先就處於主動地位。如果不是在駕馭戰局中發生帶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於被動，一敗塗地的。西路軍渡河之初，河西“四馬”猝不及防，慌亂不堪。我不論北進寧夏或西進新疆，均穩操主動權在手。那時是敵人被動而不是我們被動，是敵人畏懼我軍而不是我軍畏懼敵人。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路軍便轉入被動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後被消滅。這種變化，正是喪失戰場主動權的結果。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的外線進攻，曆來強調依托根據地，實行戰役戰鬥的速決原則。實踐證明，這是我們爭取和保持作戰主動性的有效手段。西路軍則恰恰相反，不僅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與敵鏖戰。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應沒有援應。這樣，還有什麼戰局中的主動地位可言呢？違背了外線進攻作戰的基本原則，喪失主動地位，一點也不奇怪。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進行戰役戰鬥，曆來重視集中兵力，形成拳頭。而西路軍擔負的任務及所處的地形條件，卻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極大限製。開始，我們對馬家軍的戰鬥力估計不足，有輕敵思想，西進時兵力不夠集中，古浪一仗吃了虧。“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然而，當此之時，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擺在麵前，壓倒了一切。我們想集中兵力，事實上卻集中不起來。河西走廊是條“弄堂”，地勢狹長，堡寨稀疏，走上幾十裏地，見不著一戶人家。每個堡寨，一般頂多能夠容納一營的兵力，堡寨周圍，盡是荒涼的戈壁灘。兩萬多部隊停下來建立根據地，要占據地盤，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嗎？這樣，就在從山丹到涼州的300多裏地段裏，拉成了“一字長蛇陣”。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齊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隻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要想集中兵力擊敵，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麵，真比登天還難。
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主要靠什麼形式去爭取主動，消滅敵人呢？不靠別的，靠的就是運動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誘敵深入，聲東擊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敵不意，飄忽擊敵，等等。這是我們的拿手好戲，是變被動為主動，以寡擊眾、以弱勝強的主要法寶。而西路軍卻固守一地，不進不退，被迫以陣地防禦戰為主要作戰形式。敵攻我防，死打硬拚，打得贏得打，打不贏也得打。敵人處於內線作戰地位，騎兵多，運動快，熟悉地形，能邊打邊補充，無後顧之憂。我們則完全相反，外線作戰，人地生疏，子彈打一顆少一顆，人員傷亡一個少一個。要兵源沒兵源，要補給沒補給，要援應沒援應。曠日持久下去，捉襟見肘，精疲力竭，隻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像這樣打法，焉能不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