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總有足夠的機巧設法避免直接競爭。在日本的小學裏，競爭被減少到美國人無法想像的程度。老師被要求教導每個孩子提高自己的成績，而不讓他們有機會與其他人進行比較。在小學階段，沒有讓學生留級重讀之事，所有同時進校的孩子也同時結業。小學孩子的成績報告單是根據操行而非功課成績排定的。可以想見，當真正的競爭狀態無法避免時，比如在中學入學考試中，孩子們自然極度緊張。有些男孩在得知自己考試失敗後便會自殺，這樣的事情，所有的老師都曾經曆過。
將直接競爭減少到最低的努力覆蓋了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麵麵。在一個建基於“恩”上的倫理體係中，競爭是很難有立足之地的。為各階層製定苛細規則的整個等級體係會最大限度地減少直接競爭。家族體係也把競爭最小化，因為從製度上說，日本的父子間不像美國那樣彼此競爭：他們或許可能相互指責，但不可能競爭。
對於某些可能使人懷疑某人是否為自己的名譽盡了“義理”的境況，日本人設定了種種禮節去避免使人受辱。這些因此而被限製在最小範圍內的境況遠遠不限於直接競爭。日本人認為，主人應該衣冠楚楚地以某種儀式歡迎客人。因此，若有人拜訪農家，發現農夫身著工作服，便應該稍事等候，而農夫則在換上合適的衣服、安排好適當的禮儀前，要裝出不知道有人前來拜訪的樣子。就算主人就在客人等候的房中更衣，情形也是一樣。在他著裝完成前，他似乎根本不在現場。在鄉村地區，小夥子總在姑娘家人熟睡、且姑娘上床後才前去拜訪。姑娘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絕他們的追求，但小夥子以毛巾蒙臉，以便被拒絕後的翌日無須感到羞愧。采取偽裝並不是要防止姑娘認出他來，這純粹是一種鴕鳥策略，是為了不必承認自己曾經受到羞辱。禮節也要求任何計劃在確保成功前要盡可能地少為人知。媒人的職責之一是在締結婚約前安排未來的新娘新郎見麵。要盡量使這樣的見麵好像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因為如果在這一階段介紹的目的就被公開，若婚約終止，一方或雙方家庭的名譽就有可能受到威脅。因此，年輕的一對必須由父母一方或雙方陪同，媒人則充作東道主，而他們在每年一度的菊花展或一個著名的公園或娛樂場所“不期而遇”，這便是最適當的安排。
通過這些和其他種種方式，日本人避開那些令人羞恥的失敗場合。盡管他們強調洗刷汙名的責任，但是在實際中，這種責任卻引導他們以盡可能少受辱的方式來安排事情。這與太平洋諸島的眾多部落大相徑庭，盡管那裏同日本一樣，洗刷名聲占有極為突出的地位。
日本人是禮貌的典範，這些顯見的禮貌是一種標尺，借此可以衡量他們如何盡力去限製那些必須洗刷汙名的情況。他們始終把侮辱所引起的憤恨作為獲得成就的無與倫比的激勵因素，但他們會限製引起這種激勵的境況。它隻在特定狀況，或傳統的消除侮辱的方式在壓力下失效時才會發生。毫無疑問，對這種激勵手段的使用，使日本獲得了在遠東的統治地位，並對它最近十多年對英美的戰爭政策頗有影響。
日本人的確禮貌周全，但美國人不應因此而低估他們對誹謗的敏感。日本人將那些無足輕重的評論看得如此嚴重，實在令我們難以理解。一位日本藝術家，牧野吉夫，在他用英文寫就，並在美國出版的自傳中，極其生動地描寫了他對自己視之為譏嘲的事情的正宗日本式反應。他寫這本書時已經在美國和歐洲度過了自己的大部分成年時期，但他的感受依舊是那麼強烈，好像他還生活在家鄉愛知縣的鄉村一樣。他是一個頗有身份的地主的小兒子，其家庭和睦，自己也備受寵愛。在他童年時代即將結束時，他的母親去世，不久後，他的父親也破產並賣掉了所有的財產以充抵債務，他的家境從此一落千丈。牧野吉夫身無分文，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他的抱負之一就是學習英語，為此，他寄身於附近的一所教會學校充任看門人。直到十八歲，他從來沒有離開過附近幾個鄉鎮，但他決心去美國。
我前去拜訪一位我信任的傳教士，告訴他我要去美國的想法，希望他能給我一些有益的建議。令我失望的是，他驚呼道，“什麼，你想去美國？”他的妻子當時也在房中，他們兩個一起譏笑我。那一刻，我感到血全從頭沉到了腳底！我在原地沉默地呆立了幾秒鍾，然後，連再見也沒有說就回到了我的房子。我對自己說，“一切到此為止。”
第二天早晨我便離開了。現在我想寫出理由。我一直相信，不真誠是這世界上最大的罪惡，而沒有什麼比譏笑更不真誠的了。
即使謀殺者我也能視其情節給予諒解，但對於譏笑卻無從寬宥。因為，一個人若無有意的不真誠，便不能譏笑一個無辜的人。
讓我給兩個詞下出自己的定義。謀殺者：戕害他人肉體的人。譏諷者：戕害他人靈魂和肉體的人。
靈魂和心靈遠比肉體珍貴，因此，譏笑是最嚴重的罪行。的確，那位傳教士和他的妻子想要戕害我的靈魂和心靈，我的心靈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它哭喊道，“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第二天早晨，他便將所有的財產包在一個包袱裏離開了。
如他自己所感覺的那樣，傳教士不相信一個不名一文的窮鄉僻壤的男孩能去美國並成為藝術家，這“戕害”了他。他的名譽受到了玷汙，他隻能以實現目的的行動去洗刷。遭到傳教士譏笑後，他別無選擇，隻能離開那裏去美國以證明自己的能力。
“即使謀殺者我也能視其情節給予諒解，但對於譏笑者卻無從寬宥。”對於誹謗，“忘卻”是不合適的，唯一可能的反應是報複。牧野吉夫以到美國來洗刷自己的汙名，但在日本的傳統中，若受到侮辱或被擊敗，報複作為“善行”卻占有很高的地位。岡倉由三郎在一本名為《日本的生活和思想》的書中，將報複與日本人的一個獨特的習慣相比較：
日本人許多所謂的精神特性起源於他們對潔淨的喜好以及相應的對汙穢的厭惡。否則，請問，還能作何解釋？我們實際上接受的教育使我們習慣於把對家庭的名譽或民族的自豪感的侮辱看作汙穢與創傷，若不澄清或加以徹底洗刷，便無法潔淨或愈合。你可以將在日本公私生活中所發生的複仇事件看作一個熱愛潔淨以至於形成潔癖的民族所進行的晨浴。
他繼續說，因此，日本人便“過著幹淨而純潔的生活，如同盛開的櫻花般明麗絢爛”。所謂的“晨浴”，換句話說，便是洗去別人擲於你身上的汙物。隻要有一點汙跡還沾在身上，你就不能算是個品德高尚的人。日本人並沒有以這樣的倫理去教育大家：除非自己認為受辱，否則就不算受辱。隻有“自己的所作所為”才能玷汙自己，他人的言行都無法玷汙自己。
日本的傳統不斷地把這種複仇的“晨浴”理想展示於眾，無數的事件與英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其中最流行的便是曆史上的《四十七浪人的故事》。日本人能在教科書、劇院的演出、當代電影和通俗出版物中看到它們。它們已經成為日本當代生氣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