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的整個創作生涯恰值19世紀後半葉，在他的筆下，歐洲資產階級的形象比在莎士比亞、莫裏哀筆下顯得更腐爛、更醜惡，也更令人憎恨，這是很自然的。他的犀利的筆鋒飽含著激憤的熱情，戳穿了資產階級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庭關係多方麵的假麵具，揭露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和荒謬。《玩偶之家》就是對於資本主義私有製下的婚姻關係、對於資產階級的男權中心思想的一篇義正詞嚴的控訴書。
《玩偶之家》女主人娜拉表麵上是一個未經世故的青年婦女，一貫被人喚做“小鳥兒”“小鬆鼠兒”，實際上她性格善良而堅強，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負重，甚至準備犧牲自己的名譽。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經瞞著他向人借了一筆債，同時想給垂危的父親省卻煩惱，又冒名簽了一個字。就是由於這件合情合理的行為，資產階級的“不講理的法律”卻逼得她走投無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後，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濟、承擔危難的時刻，她卻發現自己為之作出犧牲的丈夫竟是一個虛偽而卑劣的市儈。她終於覺醒過來，認識到自己婚前不過是父親的玩偶，婚後不過是丈夫的玩偶，從來就沒有獨立的人格。於是，她毅然決然拋棄丈夫和孩子，從囚籠似的家庭出走了。
但是，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這是話劇讀者曆來關心的一個問題。易卜生出生於一個以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國家，周圍彌漫著小資產階級社會所固有的以妥協、投機為能事的市儈氣息。對這一類庸俗、虛偽的政治和政治家，他是深惡痛絕的，甚至如他自己所說，不惜與之“處於公開的戰爭狀態”。但是，這裏也相應地產生了挪威小資產者易卜生的悲觀主義，而它不能真正使娜拉得到解放。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當然不能一走了之。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在經濟上獨立。娜拉在覺醒之前之所以受製於海爾茂，正是由於海爾茂首先在經濟上統治了她。因此，娜拉要掙脫海爾茂的控製，絕不能單憑一點反叛精神，而必須首先在經濟上爭取獨立的人格。她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婦女的解放，必須以社會經濟關係的徹底變革為前提。
在世界文學史上，易卜生曾經被稱為“一個偉大的問號”。這個“問號”至今仍然發人深省，促使人們思考在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基礎被摧毀之後，還應當怎樣進一步消除和肅清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等劇中所痛斥的資產階級的傳統道德、市儈意識及其流毒。在這個意義上，易卜生的戲劇對於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無產階級，正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