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實上，民主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的現象，古已有之。
諸侯稱霸的社會有諸侯們的民主現象；皇權一統的社會有皇帝們的民主現象；推而論之，大約氏族時期，無論父係還是母係，也自有其民主現象吧？
在中國，後來被史家稱為“帝”的堯、舜兩位氏族首領，便在民主現象方麵有過良好表現。也有史家認為，包括禹在內的“三帝”，並不真的存在。即或如此，假托的民主表現，也還是可以證明人類對於民主的早期想象。
堯是有後代的，卻將帝位傳給了深孚眾望的舜，這不能不說是“天下為公”的做法。舜也是有兒子的，卻將帝位傳給了禹，而且禹還是遭罪誅之人的後代（傳說禹的父親因治水無果，被砍了頭，很可能還是經舜批準的），這也不能不說是“天下為公”的典範。禹也是一心想要以堯、舜為榜樣的。考查期滿了的第一位接班人，不幸死在他的前邊。而第二位接班人尚未來得及接他的班，他自己卻猝死了。偏偏他的兒子又有野心，威脅合理的接班人不許接班；偏偏合理的接班人又怯懦，所以也就不敢相爭，結果禹的兒子成為首領。成為首領後，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將合理的接班人殺了。
“天下為公”的曆史隨之終結，“家天下”的曆史隨之開始。這一開始，也就一發而不可收拾。古代人的權力崇拜，遠比近當代人強烈得多。權力得來不易，家傳才心安理得，自然視民主思想、民主言論為大逆不道。
周武王伐紂，建立了周朝，分封有功者、立諸侯，起初也是想民主些，要求諸侯們每年年末到王朝所在地開一次會，互相交流統治的經驗教訓，很有點聯邦的意思。這方式，也不能不承認是人類早期的民主現象。但是，又要天下太平、長治久安，又要一國權力家傳，永遠姓周，這就特難。好景不長，周王朝也瓦解了，於是群雄爭霸，烽煙四起。
孔子一生大願是“克己複禮”，所要“複”的正是周朝那一種製度。也許在他想來，那是光複民主。所以他的學生子路倡導文明祭祀，不殺活牲，孔子的反應是很冷漠的。子路不解，質問他何以不熱忱地支持自己，他則歎道：“唉，你眼裏隻看到了幾頭牲畜的可憐，我心裏日夜思想的卻是何年何月才能恢複周天朝的那種禮啊！”憂國憂民心境，令人感動。
假如孔子至今還活著，假如我們問他，周天朝那一套封建秩序和那封建民主，恢複了又怎樣呢？您明明心裏清楚，那終究是不可持續的啊！他肯定是答不上來的，或者他認為，世代君王都接受他的諄諄教誨，爭做仁君，便可持續了吧？但我們清楚，那不過是他的天真理想。後來的君王們倒是都極敬起他的學說來了，但沒幾個真照他的教誨做仁君的，而是要求百姓照他的教誨做良民。
中國曆史上的情形如此，外國又何嚐不是這樣呢？
就說英王喬治一世吧，統一了疆土之後，實行圓桌會議，十幾位有功的騎士，不但可以與他平等似的圍坐著共議國事，還可以那樣子和他共飲共食，碰杯同歌。比起中國最開明的封建君王與大臣們的關係，也還是民主多了吧？但那又怎麼樣呢？喬治一世一死，兒子稱君，十幾位有功的騎士們，還不是一個個被殺害了嗎？到了喬治八世，自己亦難逃身首兩處的下場。
沙俄女皇葉卡捷琳娜仿佛也是很樂於實行民主的，有新思維的人都有幾分可能被她宣入宮中，待之以禮，賜給爵位。連法國的伏爾泰也做過她的貴賓，並且寫過錦繡文章，讚頌她的“與時俱進”。但法國一興起真的民主革命來，遠在俄國的她便視為洪水猛獸了。一聽說路易十六被“公民議會”處以死刑，她立刻下令出兵，幫助法國保王派武裝力量鎮壓革命，“替天行道”。
封建社會製度之下，民主從來都是現象，從來都是陪襯封建統治的“秀”。封建製度是絕不允許民主也製度化的。
（二）
但古羅馬的情況卻是那麼例外。在人類的社會中，民主作為一種形式，最先出現在古羅馬文學中。
普羅米修斯的故事，一經從希臘神話中被移植到了羅馬神話中，便發生了微妙的情節改變：
人類不堪神們不斷升級的崇拜指示和祭祀要求，隻得和神們進行迫不得已的談判。
要進行談判就得有談判代表，普羅米修斯成為人類公推的談判代表。他的談判條件隻有兩條——人類願意對神們保持崇拜和敬畏，也願意因而履行祭祀的義務；但神們不能對人類施加太多太高的要求，使崇拜和敬畏成為人類的精神負擔和壓力；並且神們也當集體自律，還應將人類最需要的火無條件地給予人類。
這是人類公推的代表，首次向神權理直氣壯地提出人權訴求的文學記載，可視為人權最早的“白皮書”，當然也可視為人類最早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可能正因為這種最早的民主思想形成於羅馬，後來在古羅馬出現了“元老院製”。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認，是羅馬人首先在自己的古國裏將民主製度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