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那倒不盡然。在黨內，將說真話作為對黨員的最基本要求一提再提，足見共產黨還是多麼希望黨員們都說真話的。我不是黨員，但對此確信不疑。而我感到，社會上似乎彌漫著將說假話變成一種社會風情的怡然之風。”她不懂“怡然”二字何意。我請她想像小孩子玩“到底誰騙誰”這一種紙牌遊戲獲勝時的洋洋自得。
她說：“梁先生，可是據我所知，你被認為是一個堅持說真話的人啊！”
我說：“我當然堅持說真話。堅持並不是一個輕鬆的詞。況且我常常堅持不住。在上下級關係方麵，在社交方麵，在工作責任感方麵，在一心想要做好某件事的時候，在根本不想做某件事的時候，在不少方麵，不少因素迫使你就範，不得不放棄說真話的原則，改變初衷，而說假話。常常是，哪些時候哪些方麵有困難有問題，你說了假話，困難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你說了真話，困難就更是困難，問題就更是問題了。我說過多少假話隻有我自己最清楚。我僅僅在某些時候某些場合說過一些真話，人們就已經覺得我有值得尊重的一麵，可見說真話在我們的生命中到了必須認真提倡的程度。”
她注視著我，似能理解，亦似不太能理解。
後來，我和一位友人又討論起說真話的問題。是的，我們是當成一個問題來討論的，而且討論得挺嚴肅。
我又回憶起我小時候因為撒謊，使得母親怎樣傷心哭泣，以至於怎樣打了我一記耳光，和對我進行過的撒謊可恥的教誨……
我也講到我的已經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如今怎樣仍把我當成一個小孩子似的，耳提麵命，諄諄告誡我：“傻兒子，你究竟為什麼非說真話不可呢？該說假話你不說假話，你豈不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不碰南牆不回頭麼？你已經四十出頭的人了，還讓媽為你操心到多大歲數呢？”
友人默想良久，嚴肅而又認真地說：“你母親是對的。”
我問：“你是說我母親從前對，還是說我母親現在對？”
他說：“你母親從前對，現在也對。”
我糊塗之極。
他誨人不倦地說：“撒謊是可恥的，這毋庸置疑，所以我說你母親從前是對的。但說假話並不等於就是撒謊，甚至，和撒謊有本質的區別。”
這一點，我的確沒思索過。
我一向簡單地認為，撒謊——說假話，乃是同性質的可恥行徑，好比柑和橙是同一種東西，於是我洗耳恭聽，於是友人娓娓道來：“撒謊，目的在於騙人。在於使人上當而後快，是行為。行為——聽明白了麼？撒謊之後果必然造成他人的損失，起碼是情緒或情感損失。更嚴重的，造成他人利益損失，所以正派人是不應該撒謊的。而說假話，不過心口不一而已。心口不一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為概念，通常情況之下體現為態度問題。一個人對於任何一件事，有表明自己真態度的權利，也有說假話的權利。聽明白了，說假話是人的權利之一。假話是否使對方信以為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對方，責任完全在對方。因為任何人都有不相信假話的權利。誰叫你相信的呢？舉一例子，我們小學都學過《狼來了》這篇課文，那個撒謊的孩子之所以應該譴責，不可取，是因為他以主動性的行為，誘使眾多的人上當受騙。如果你一個同事告訴你，他在西單商場買了一件價格便宜的上衣，並用花言巧語慫恿你去買，你果然去了，可是卻沒有那種上衣出售，或雖有，價格並不便宜，是謂撒謊，很可惡。但是，說假話的人之所以說假話，往往是被動的選擇，通常情況是這樣的——一個人指著一個茶杯問你——造型美觀嗎？你認為不。但你看出了對方在暗示你必須回答美觀極了，於是你以假話相告。你又何必因說了假話而內疚呢？如果對方具有問你的權利，你連保持沉默的權利也沒有，而對方又問得聲色俱厲，帶有警告的意味，你更何必因說了假話而內疚呢？如果對方信了你的話，那麼對方隻配相信假話。如果對方根本不信你的假話，卻滿意於你說假話，分明是很樂意地把假話當真話聽，可悲的是對方，應該感到羞恥的也是對方。對應該感到羞恥而不感到羞恥的人，你犯得著跟他說真話麼？老弟，你看問題的方法，帶有極大的片麵性。你隻看到人們在生活中說假話的一麵，似乎沒有看到生活中有多少人喜歡聽假話。早已習慣於把假話當做真話聽。他們以很高的技巧，暗示人們說種種假話，鼓勵人們說種種假話，慫恿人們說種種假話，甚至維護種種假話。他們樂於生活在假話造成的氛圍之中。他們反感說真話的人，因為真話常使他們覺得煞風景，覺得逆耳。一萬個人或更多的人心口不一，他們根本不在乎。他們要的是一致的假話而輕蔑一致的人心。正是這樣一些人的存在，使說假話變成了似乎可愛的現象。所以，與其懲罰說假話的人，莫如製裁愛聽假話的人。因為少了一個愛聽假話的人的同時，也許就少了一批愛說假話的人。人們變得不以說假話為恥，首先是由於有些人變得以聽假話為榮啊！另外，老弟，因為咱倆是朋友，我向你提幾個問題，你坦率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