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在非說假話不可的情況下，就我想來，也還是以不完美的假話稍正經些。
一生沒說過假話的人肯定是沒有的。故我認為盡量說真話，爭取多說真話，少說假話，也就算好品質了。何況我們有時說假話，目的在於息事寧人。有時真話的破壞性，是大於假話的。這個道理我們都很明白。但如果人人習慣於說假話，則生活必就真假不分了。然而我卻越來越感到說真話之難。並且說假話的時候越來越多。
仿佛現實非要把我教唆成一個“說假話的孩子”不可。
說真話之難，難在你明明知道說假話是一大缺點，卻因這一大缺點對你起到鎧甲的作用，便常常寬恕自己了。隻要你的假話不造成殃及別人的後果，說得又挺有分寸，人們非但不輕蔑你，反而會抱著充分理解、充分體諒的態度對待你。因此你不但說了假話，連羞恥感也跟著喪失了。於是你很難改正說假話的缺點，甚至漸漸麻木了改正它的願望。最終像某些人一樣，漸漸習慣了說假話。你須不斷告誡自己或被別人告誡的，倒是說假話的技巧如何，說真話還是說假話的選擇倒變得毫無意義了似的。
記得我小的時候，家母對我的第一訓導就是——不許撒謊。因為撒謊，我挨過母親的耳光；因為撒謊，母親曾威逼著我，去請求受我騙的人原諒，並自己消除謊話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中，我學會了撒謊。倒也沒什麼人、什麼勢力直接壓迫我撒謊，更主要的是由於撒謊和虔誠連在了一起。說學會了也不太恰當，因為沒人教，就算無師自通吧。
有一天我和同學中的好朋友從學校走在回家的路上，談起了“林副統帥與毛主席井岡山會師”。
我說：“是朱德嘛！怎麼成林副統帥了？咱們小學六年級的曆史書上，明明寫的是朱德對不對？”——因朱總司令已上了“百醜圖”。我們提到他時，都將“總司令”三字省略了，直呼其名。
同學說：“那是被顛倒的曆史，被顛倒的曆史現在重新顛倒過來嘛！”我說：“那也不對呀，林彪當時才是連長呀！”同學說：“那也是被顛倒的曆史，現在也應該重新顛倒過來嘛！”我說：“當年咱們又不在紅軍的隊伍中，咱們怎麼能知道那真是被顛倒的曆史呢？”
同學說：“當年咱們又不在紅軍的隊伍中，咱們怎麼能知道那不是被顛倒的曆史呢？咱們左右都是不知道，將來再顛倒一次，也不關咱們的事兒！”
正是從那一天始，我和我的那一位同學，將撒謊和虔誠分開了。難免繼續說謊話，但已沒了虔誠。前幾年，有位外國朋友，問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說假話時有何感想。
我回答：“明明在說假話而不得不說，我便這樣安慰自己——反正人一輩子總要說些假話，趕上了億萬群眾轟轟烈烈都說假話的年代，把一輩子可能說的假話，一塊兒都在這個年代裏說了罷！這個年代一過去，重新做人，不再說假話就是了。”
外國朋友又問：“那麼梁先生從粉碎‘四人幫’以後，再沒說過假話了？”問得我不由一怔。猶豫片刻，我說出一個字是：“不……”我因自己沒有失掉一次說真話的機會，對自己又滿意又悲哀。外國朋友流露出肅然起敬、欽佩之至的表情。我趕緊說：“我說‘不’的意思，是我沒有做到不說假話。”我想，如果我不解釋，我說的這一個字的真話，實際上豈不又成了假話麼？外國朋友也不由一怔，她問：“那又是因為什麼？”我說：“一方麵，我感到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經有了一個維護真話的良好環境。另一方麵，大概要歸咎於我們有說假話的後遺症。”
她問：“報紙、廣播，不少宣傳手段，不是都曾被調動起來，提倡、鼓勵和表揚說真話麼？”
我說：“這恰恰證明假話之泛濫是多嚴重啊。倘若說真話需鄭重地提倡、鼓勵和表揚，細想想，不是有點兒可悲麼？”
她問：“妨礙說真話的根源，主要是政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