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年輕人寬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風範。
因吳老身體不好，業餘時間又在寫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數多了，反而打擾他，再未去過他家。
我最初幾篇稚嫩的小說發表，將刊物寄給他。
他回信大大鼓勵了我一番，而且稱我“曉聲文弟”，希望我也對他的作品提出藝術意見，使我愧怍之極。
信是用毛筆寫的，至今我仍保存。
半年後，我出差在外地，偶從報紙上看到吳老去世的消息，悲痛萬分。將自己關在招待所房間裏，失聲慟哭一場……
《北極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愛。我們中學時期語文課本中一篇《延安的紡車》，便收在《北極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愛《布衣集》。
我將《布衣集》放在我書架的最上一檔，與許多我喜愛的書並列。
吳老，吳老，您生前，我未當麵對您說過這句話，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對您說——您是我在北京特尊敬的人。不僅僅因為當年您使我的姓名免於羞恥地出現在全國第四次“高教”會的簡報上，不僅僅因為您後來對我的引導和教誨，還因為您的《布衣集》。雖然它是那麼薄的一本小集子，遠不能與那些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或什麼全集、選集之類相比，雖然它沒有獲得過什麼文學獎。您真摯地召喚卻在思想上、情操上實踐著“布衣精神”。這種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認為已經過時了，似乎已經不那麼光榮了，似乎已經是知識分子的“迂腐”之論了。
您在給我的信中卻這樣寫道：“我所謂的‘布衣精神’，便是不為權、不為錢、不為利、不為名、不為貪圖個人一切好處而思想、而行為、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知識分子有了這種情況，才會有知識方麵的貢獻。共產黨人有了這種精神，才會有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方麵的貢獻。因而‘布衣精神’不但應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尤其應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
吳老，您是知識分子，您亦是老共產黨員。從這兩方麵，我都敬您。您是將“布衣精神”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品格原則的，也是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品格原則的。您對這種精神，懷著一種兒童般的執著鍥而不舍。但願我到了您那樣的年紀，能有資格毫不慚愧地對自己說：“我不為權、不為錢、不為利、不為名，清清白白地寫作，清清白白地做了一輩子人，沒損害過侵占過或變相侵占過老百姓一丁點兒利益！”
如今穿布衣的知識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產黨人少了，穿布衣的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少了。因為有了的確良、的卡、混紡、其他什麼什麼的。共產黨如果成了布衣黨，在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產黨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黨，那則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產生別的一番滋味了！
你正是在身後留下“布衣精神”的一息微歎，召喚著一種黨風，召喚著一種黨的幹部之風啊！
現實真真有愧於您生前那兒童般執著的信念和寓言般樸素的思想啊！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積澱和種種曆史淵源所致，一向是崇尚權力的。而封建王權便是以這種崇尚為其社會基礎的。這是我們民族愚昧的一麵。人類不應受王權的統治，而隻應受知識的統治。這叫人類文明，或日“精神文明”。有一個時期我們的社會似乎有一股崇尚知識的良好風氣開始發端，但很快又被對金錢的崇拜所滌蕩了。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的一切財富，巨細無遺，都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任何侵吞、揮霍、浪費人民財產的行為，都不應是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們的行為，都是醜行，都應受到法律的製裁。人民希望是這樣。如今人民對黨也隻有希望而已。希望“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不變；希望黨風徹底好轉；希望黨內有幾位“包龍圖”，鏟除邪惡，輔佐“朝綱”；希望改革之舉成績更大，彎路更少。而最大的希望則是——黨內損公肥己、以權謀私者們不再繼續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們，又拿他們沒辦法。因為人民已將權力交給了他們，就像李爾王將王杖交給了對自己始而恭順繼而飛揚跋扈的女兒、女婿們一樣。
老百姓有句話——“再一再二不可再三”。這也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義最厚道的老百姓。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仁義更厚道呢？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善於忍耐。更善於在忍耐之中仍懷抱著不泯的希望呢？以權謀私者，一心隻想自己先富起來、全不將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者，是應該感到羞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