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我們放眼世界，並且對世界進行曆史性的回顧，隻要稍加梳理，便不難發現這樣一條規律——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過它們內容極為生動活躍的一頁，而這一頁的內容提要就是“青年時代”。
我用“生動活躍”來形容，意在表述不確定的，介於中性的詞性。依我看來，政治進步，經濟昌盛，文化繁榮，是為生動活躍。反之，亦是。因既反之，便注定了有青年們被時代所利用，所拋弄於股掌之上，將自己的狂熱附祭了曆史反麵的教訓；也注定了有青年們吹響號角，摧枯拉朽，勇作鐵血犧牲的大劇上演。隻不過後一種大劇的“風格”往往是慘烈的，以“生動活躍”來形容未免輕佻。
從正麵看中國曆史，一部《三國》，青年英雄輩出；往前推，春秋、戰國的曆史舞台上，青年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比比皆是；往後查，先秦統一的過程中，大唐建業的過程中，戊戌變法、五四運動、辛亥革命，乃至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精英聚結，俊傑代出。倘將中國各個重要發展階段總結了論，凡社會轉型期，幾乎皆以各階層青年立大誌、做大事、圖大業為時代特點。此特點推及世界史來分析，亦有共性。在這些曆史的重要發展階段，青年們往往在少年時期就萌生了相當明確的想法；二十餘歲開始作為；三十餘歲便受了種種的時代洗禮和實踐考驗；四十歲左右，大抵已是較為成熟的社會各方麵的實踐家了。
反之，倘時代出了問題，諸種社會負麵氤氳一片，也會自然而然地滋長出破壞性的惡力。比如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迅成氣候，便是借助了德國青年迷信大日耳曼民族優勝的結果。比如“文革”，也是中國青年表演政治參與狂熱的曆史平台……
所幸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以往的一頁都已成為深刻的反省。
而21世紀的世界，當然包括中國在內，是明智地進入了空前理性的時代了。尤其中國，各階層維護國家大局的意識也變得相當成熟。雖各階層有其現時期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迷惘、困惑、無所適從和浮躁，也有相互之間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利益摩擦和衝突，但並不妨礙顧全大局的意識的一致。因為有一點是都明白的：有安定才有發展，有發展才有各階層乃至具體個人命運朝良好方麵的轉化。起碼是可能有。
因而在中國，在這樣的一個時期，也最是青年們的人生希望較多、機遇較多，才能較容易得以呈現和發揮的時期。
從前的青年——缺乏人生的能動力；從前的時代和社會——失去了活力；從前的青年與時代與社會——服從與主宰。
如果回顧一下1949年新中國成立最初階段中國的年代特征，則任誰都不能不承認，總體而言，那是一個全民熱情高漲的年代，並且尤以青年們的建國熱情和人生狀態最為積極而富有能動力。各行各業，年年湧現模範人物，如雨後春筍。
但分析起來，那又是一種未免過於單純，甚至可以說是簡單的熱情和積極性、能動力。它基本上生發於這樣一種理念——我將自己的熱情、積極性和能動力，最大程度地奉獻給國家，國家對我的人生實行“承包”式的、終生的安排。因而不可持續。
農村青年，除了極少數得以通過考入大學這唯一途徑改寫人生而外，其餘一概人的人生注定了統統都是社員。全中國的農村青年的人生，幾乎徹底地被時代所模式化了。時代對於數以億計的農村青年仿佛是一個加工廠，而且隻“生產”一種規格的清一色的“產品”，那就是從事原始農業勞動的勞動力。無論你有怎樣的才能，你都難以改變你注定了一輩子是農民的“天命”——時代即“天”。若想像今天這樣可以遍中國自由闖蕩，甚至憑一技之長住留城市，那是時代這個“天”絕對不允許的。若想像今天這樣憑一副好容貌、一副好嗓子而搖身一變成演員、成歌星，更是做白日夢了。時代出於它本身的需要，偶爾也給予一展特殊風采的機會。但對大多數人，那往往僅隻是一次性或幾次性的機會，而根本不可能是改變人生軌跡的機遇。無論主觀上多麼企圖抓住抓牢，都是醒著做夢，沒意義的。機會結束，仍要回去做社員，也就是農民……
那麼，城市青年從前的人生形態，總體上是否不同一些呢？
答曰：否。
就人生的幾乎無選擇性這一點而言，與從前農村青年們的人生形態是完全一致的。城市裏的小學、初中、高中，乃至中專和大學，在向學生傳授知識的同時，亦對學生進行道德評判完全一致、人生價值取向也完全一致的教化。在課堂和學校以外，社會文化繼續著如出一轍的洗腦。所以，可這麼說，比從前的農村青年容易享受到精神食糧的從前的城市青年，其思想意識之魚兒，是遊在同一規格、同一尺寸的精神的魚缸裏的。那簡直又可以說是“泡在”。
而他們的人生軌跡的雷同，更是由時代這一位“阿姨”一攬子做主了的。幾十年一貫製的全國統一的工資標準，使幾代中國人過著彼此彼此的日子。一切人對人生的個人向往和追求的衝動，幾乎最終都以自行放棄轉而對時代無怨無悔亦再無激情的服從為結局。人生多姿多彩的種種可能性，都在迫不得已的服從之下煙消雲散。“上山下鄉”乃是最典型的佐證。從前的城市青年們，隻有其個人向往和追求的激情，因了時代的需要而受到肯定和支持時，才能夠得以釋放，否則絕對不能。舉例來談：
一名被分配在大集體性質的工廠的青年，若企圖調轉到國營性質的工廠去，倘無當官的父母動用權力去安排，那就是一輩子也別想實現的願望了。
一名被分配在街道雜食鋪子裏當售貨員的青年，不打算安安心心地當一輩子嗎？那麼，會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說服他那是時代的需要，他不愉悅地服從是他的不對。
如果他還不安心呢？那麼他將受到警告。
如果警告也不能使他的工作出色起來呢？那麼他的下場將是被開除。
而一個因不服從時代的安排被單位開除了的人，意味著被時代拋棄了，意味著連廢品回收站這樣的單位都難以再接收他了。因為廢品回收站既然也是一個單位，它的員工的名額以及他們的工資，也是由國家限定的。
那麼，這個人差不多就被時代取消了在城市裏正常生存的資格了。並且，他等於被時代宣布為“劣等”的人。
犯了錯誤的人，隻要表示了虔誠的悔改，還有重新獲得工作權利的機會。但一個犯了不服從時代安排命運這種錯誤的人，意味著他直接冒犯的是時代最神聖的權威。若想取得時代的寬恕，非痛哭流涕幾遭不可。
從前的時代，視社會為它所操縱的一台機器，視絕大多數人為這一機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顆螺絲釘而已。時代的流水線上，成批地生產同樣的“部件”和“螺絲釘”。
一言以蔽之，從前的時代，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從不曾是“以人為本”的時代，而是將人“生產資料”化的時代。是的，它隻不過將絕大多數人當成社會“資料庫”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積壓物資……
因而從前的青年，無論農村裏的青年還是城市裏的青年，總體上共同缺乏的、最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動力。時代和社會本身，也便漸漸地失去了活力。青年與時代與社會的關係，幾乎完完全全是被動的，是徹底的服從與主宰的關係。這一種關係一向地沒有絲毫的鬆動，直至1966年才鬆動了一次——於是從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泄地表演他們的政治參與能量，那是他們的人生能動力唯一被允許和慫恿體現的方麵……
與中國以往任何時代的青年相比，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國青年，毫無疑問是幸運得多的——這不但是當代中國青年的幸運，也體現著當代中國的發展和進步。
首先，在人與時代與社會的關係方麵，他們不再背負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個人在任何時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從前的時代，亦即社會對人的階級歸類法。從前的幾代中國青年，在胎裏就被打上了階級的烙印。自呱呱落地那一天起，就被社會戴著階級歸類法的有色眼鏡看待之了。倘他們中誰身上的階級烙印不是“紅色”的而是所謂“黑色”的，那麼他們的一生，命中注定了是與出身掙紮不休的一生，幾乎至死仍以他們的失敗而告終，如果他們沒能活到“改革開放”以後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