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老師，回來沒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間裏大聲問。
“回來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間裏如此回答。
“還出去嗎？”
“不出去了。”
“那我插門啦？”
“插門吧。”
於是門一插上，衛生所自成一統。她不到我的房間裏來，我也不到她的房間裏去。
“梁老師！”
“什麼事？”
“我的手表停了，現在幾點了？”
“差5分11點，你還沒睡？”
“沒睡。”
“幹什麼呢？”
“織毛衣呢。”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隻有那一次，我們隔著一個房間，在晚上差5分11點的時候，大聲交談了一次。
我們似乎誰也不會主動接近誰。我的存在，不過是為她壯膽，好比一條警覺的野狗——僅僅是為她壯膽。仿佛有誰暗中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使我們不得接近，亦不敢貿然接近。但正是這種主要由我們雙方拘謹心理營造成的並不自然的情況，反倒使我們彼此暗暗產生了最初的好感。因為那種拘謹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種荒謬的道德原則規範了的行為。如果我對她表現得過於主動親近，她則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對我表現得過於主動親近，我則大有可能視她為一個輕浮的姑娘。其實我們都想接近，想交談，想彼此了解。
小董是牡丹江市知青，在她眼裏，我也屬於大城市知青；在我眼裏，她並不美麗，也談不上漂亮，我並不被她的外貌吸引。
每天我起來時，爐上總是有一盆她為我熱的洗臉水。接連幾天，我便很過意不去。於是有天我也早早起身，想照樣為她熱盆洗臉水。結果我們同時走出各自的住室。她讓我先洗，我讓她先洗，我們都有點不好意思。
那一天中午我回到住室，見早晨沒來得及疊的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房間打掃過了，枕巾有人替我洗了，晾在衣繩上。窗上，還有人替我做了半截紗布窗簾，放了一瓶野花。桌上，多了一隻暖瓶，兩隻帶蓋的瓷杯，都是帶大紅“喜”字的那一種。我們連隊供銷社隻有兩種暖瓶和瓷杯可賣，一種是帶“語錄”的，一種是帶大紅“喜”字的。
我頓覺那臨時棲身的看護室，有了某種溫馨的家庭氣氛。甚至由於三個耀眼的大紅“喜”字，有了某種新房的氣氛。
我在地上發現了一截姑娘們用來紮短辮的曲卷著的紅色塑料繩，那無疑是小董的。至今我仍不知道，那是不是她故意丟在地上的，我從沒問過她。
我撿起那截塑料繩，萌生起一股年輕人的柔情。受一種莫名其妙的心理支配，我走到她的房間，當麵還給她那截塑料繩。那是我第一次走入她的房間，我靦腆之極地說：“是你丟的吧？”她說：“是。”我又說：“謝謝你替我疊了被子，還替我洗了枕巾……”她低下頭說：“那有什麼可謝的……”我發現她穿了一身草綠色的女軍裝——當年在知青中，那是很時髦的，還發現她穿的是一雙半新的有跟的黑色皮鞋。我心如鹿撞，感到正受著一種誘惑。她輕聲說：“你坐會兒吧。”我說：“不……”立刻轉身逃走。回到自己的房間，心仍直跳，久久難以平複。晚上，衛生所關了門以後，我借口胃疼，向她討藥。趁機留下紙條，寫的是——我希望和你談一談，在門診室。我都沒有勇氣寫“在我的房間”。一會兒，她悄悄地出現在我麵前。我們也不敢開著燈談，怕突然有人來找她看病，從外麵一眼發現我們深更半夜地還待在一個房間裏……
黑暗中，她坐在桌子這一端，我坐在桌子那一端，東一句，西一句，不著邊際地談。從那一天起，我算多少了解了她一些：她自幼失去父母，是哥哥撫養大的。我告訴她我也是在窮困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她說她看得出來，因為我很少穿件新衣服。她說她腳上那雙皮鞋，是下鄉前她嫂子給她的，平時舍不得穿……